当我写下《包浆》开头的第一个句子的时候，恍然觉得一扇紧闭的门正向我悄然打开。一个古气扑面的平静小镇，缓缓向我打开它的皱褶，生活在这里的人进进出出，旧时光的记忆与当下的风景交织，由器物引发的欲望与念想，弥散在临水而居的古蜀镇人们的日常生活。离散与聚合、飘摇与落定、逃遁与坚守、神秘与无常，每日轮番上场。这一本生活的册页真实却又虚拟，它的每一页都浸透了蠡河的水意，儒释道思想彼此交融，也充斥着古龙窑的烈焰温度，以及紫砂壶的金石之声。

我希望赋予它以行文从容、针脚细密的手感，也期待它具有摇曳多姿、随风飘逸的身影；我愿意谛听它日常流水汩汩而出的声响，当然也盼望它能具有丝绸般光滑的舒适质感。过去的10年间，我在非虚构的天地里诚实地劳动，每一次辛劳的田野调查都能赋予我颗粒归仓般的喜悦，但却不如暌违十年重操小说时，那种信马由缰、指点江山的快感来得酣畅。假如说，每个写作者都摆荡在不断彰显自我与隐藏自我之间，那么小说中的“我”，肯定不是我的化身，其气质经历也与我大相径庭，但他的某些特点却与我一脉相承。

我希望借小说讲述生活中很多人与器物相依为命的故事，并由此梳理一条清晰的来路：生命的传承里包含着器物的传承，而其基础是情感和审美的传承。所谓文化，就是人含在嘴里的一口气，是人积蓄了一辈子在某个特定时刻突然闪现的一缕光亮。手艺人把自己的灵光一现和迷人手感留在了一把紫砂壶上。其承载的情感和审美力量，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器物的气质和命运，同时也通过茶壶证明手艺人得到了地域的滋养。壶就成为了手艺人成长的佐证，也是其艺术生命的依附所在。没有它们，岁月便是虚空。世间自古有“红颜多薄命”的说法，落到壶上也一样。从历史上看，几乎没有一把传世名壶的命运不是颠沛流离的。壶抽干了人的魂魄，持壶人有太多无法言说的感受，人世间波诡云谲的沧桑，都留在了壶上，日子久了，它回眸一笑，就成了包浆。

更多的时候，我们往往通过器物来感知世界。一把椅子让我们坐得舒服，便让我们感到日子的美好。一把好壶给予我们的抚慰，会让我们暂时坐而忘俗。人与器物相处，也是人性与物性的相处。人如何创造器物，如何在器物上丢失了自己，最后又如何在器物上找回自己、提升自己——这些想法是在写作《包浆》时慢慢形成的。人造器，器渡人，人与器的相互成全，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道美妙风景。要在小说中呈现我们身边的器物是如何默默陪伴我们的平淡生活的，其前提必须是人与器物的和谐相处，也是人与器物的交流和对话。人一旦被“物化”了，物才有可能被“人化”。这时，人与物是分不开了，物成了人生命的确证，成了人生命长河中的标志。

写作刚开始，我确实有一个导航图式的提纲。一些人物或多或少在生活中有一定的原型。我努力追忆他们的身影而希冀活画出众多鲜活的音容笑貌。但写到2万字后，提纲被笔下的人物抛弃了。5万字后，就像江南人放鹞子，一旦吃到天风，鹞子便扶摇直上而不受控制。我无法阻止他们的逆袭和突围，慢慢地，我甚至被他们牵着走，成为了其中的一员。器物所产生的气场，已然是人物的一部分。把物还给物，人的境界就会往高走。

虚构让我在现实和历史的轨道上信马由缰，一路奔去。我清晰地看到了非虚构的边界，虚构越接近它，所获得的成功就越有把握。当我写完《包浆》的最后一笔时，我确信，“包浆”是旧器物记忆的一种折光，是器物和人之间耳鬓厮磨的深情见证。从中国文化的根脉上观照紫砂，“包浆”就是器物感染了人气之后，跟人一起创造的一种境界，也是浸润岁月的器物对这个世界的回眸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