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需要想象力吗？我们随意翻开一本“创作论”或“文学概论”，必能轻易找到关于想象力之重要性的论断。情况似乎是这样：倘若我们承认想象力之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自然也就得承认想象力之于文学批评的重要性。因而青年批评家徐兆正将他的第一本批评文集题为《拒绝想象》，的确引人深思。这本批评集所展现出世界文学的视野、理性思辨的能力、精警峭拔的立论，凸显出当前青年批评的一些新特征。

沿着这个题名说开去，拒绝想象之说，首先意味着笃信文学的表达逻辑有其无可替代的特殊性。作家在追求“真实”时需要警惕审美误区。在谈到小说《琢光》时，徐兆正对此有明确表述：“现实逻辑与文学的逻辑并不等同，后者亟待的是文本真实性（自洽性）的拯救，而非被现实的真实性（现实性）所裹挟。”其次，拒绝想象，还源于对批评家写作伦理的深切体认。徐兆正之所以对张新颖的沈从文传感兴趣，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张著所践行的“有情的理解”合于某种批评伦理。批评家若想真正贴近作家的内心，最可靠的办法莫过于“去陈述事实本身，从而拒绝任何一种无论合理或不合理的想象”。

但我们都知道，在批评家笔下，从他们所使用的各种材料到他们所做的诸多论断，很难说存在绝对客观的“事实本身”。韦勒克说过，在文学史工作中，简直就不存在绝对中性的事实材料。法朗士也提醒过：批评家应该“真诚坦白”地承认，“关于莎士比亚，关于拉辛，我们所讲的就是我自己”。同理，徐兆正对作家的叙事逻辑及批评家的责任伦理的一再强调，所凸显的其实是属于他自己的批评观。在他看来，尽管诗学批评和阐释学批评长期以来占据批评界的统摄地位，但由于“前者不再相信文本中渴望发现真理，后者认定真理即是自己的读解”，所以“两者毋宁都误解了真理的意思”。

那么，如何从事批评，才不至于“误解了真理的意思”呢？徐兆正悬置了对“真理”的本质化描述，而提出“除了遥不可及的想象，真理还是求真意志本身，是对于真理毫不动摇的专注”。此举无疑带有某种现象学哲学式的机智，但我更欣赏它为文学批评赋予了真切可感的动能：批评家与其为了论证某些先验的真理，不如投身于探求真理的切实行动；使批评成其为批评的，始终是行动和实践。

批评乃是批评家基于“求真意志”的行动和实践。假如我们能以这句话来提炼徐兆正的批评观，那么也就有必要同时说明，他所从事的批评并不真正拒绝想象。更准确地说，他所拒绝的，只是肤浅的、不及物的、不合叙事伦理的想象；而他所做的体察人情物理、阐明作家的审美经验及叙事姿态等工作，无不需要想象力，甚至可以说需要更高意义上的想象力。唯有这样的想象力，才足以负载求真的使命。

徐兆正的批评行动常有三个落脚点或出发点。第一个落脚点是“脉络”。无论是谈先锋写作、侦探小说，还是论宁肯、格非，他都致力于找到有效进入批评对象的“阿里阿德涅之线”。梳理脉络这一工作，不仅充分体现了其文学批评的耐心与细心，也使得文学批评成为批评家主体视界与作家精神图景的相互发现。

批评家与作家的精神对话之所以可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共同领受生活与时代的馈赠。这就有了作为第二个落脚点的“生活”。徐兆正对后先锋文学时代的新写实小说、侦探叙事之特别关注，正是基于理解“生活”及其与文学之关系的热忱。他希望当前纯文学能够“重新审视这个时代的文学理应观照的日常生活对象”，他自己的批评也愈发自觉地朝此方向努力。第三个落脚点是“现实主义”。这也是贯彻“求真意志”的题中应有之义。但他并不尊奉任何一种带有修饰语的现实主义，而是始终坚信现实主义是“一个过于宽泛的词汇”，是“文学那永恒的冲动”，是理解作家与世界、文学与时代关系的永不落幕的背景。以我之见，他所理解的现实主义，表面上合于罗杰·加洛蒂的“无边的现实主义”，实际上却与詹姆斯·伍德基于“生活性”（lifeness）的现实主义观息息相通。

徐兆正在评论阿乙时借用阿兰·罗伯-格里耶的“为了一种新小说”作为小标题。出于对青年批评的一种新期待，我们也可以呼吁“一种新批评”——批评家应当从事的是这样一种批评：热切关注却又冷静梳理作家的思想观念之“脉络”，以此展现其精神世界之图景；进而追问作家“生活”之根基，不断追问文学的存在方式及可能性；在上述过程中，时常自觉回到（其实是重新打开）作为能指的“现实主义”，以获得对批评家与作家共同置身其中的时代、共同操持的叙事的更深认识。从批评路径来看，这显然不是一条能够指引绝大多数文学游客流连光景的路线，却是一条坚实的道路。这条路不能直接拓展文学景观的面积和规模，却能间接丰富文学景观的层次感和立体感。我以为，沿此路前行，批评家大有可为。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