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既是文化生产的内容，也是文化的表现形式。文化的诸多特征进入文学中，成为文学性的一部分，同时文学也在为文化创造丰富的意义形式，例如作为审美表达方式的象征和隐喻系统等。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同时也是历史现象，由于族群的生活总是发生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文化和文学与地域之间存在着必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地方文化及其精神伴随着写作者的文化身份和所书写的内容进入文学之中，成为文学创作无法摆脱的因素。从《荷马史诗》到《诗经》，从《巴黎圣母院》《百年孤独》到《红楼梦》，不同民族和地区的文学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重要表征。文化的生成来自于历史的积淀，它的变化是缓慢的，无数人生存其中，代代传承。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和个体的心理结构，都是文化长期浸染的结果。
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的广袤土地上形成了五彩缤纷的地域文化，也直接影响到与之有关的文学风格的形成——《诗经》的“北方性”与《楚辞》的“南方性”为我们所熟知；当代作品也不乏其例，金宇澄描写上海市井生活的《繁花》与贾平凹以家乡生活为背景的《秦腔》艺术风格大相径庭。在这一视域下观察河北文学，地方文化与从古至今的文学创作形成了同构关系。自韩愈在《送董邵南序》中写下“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后，“慷慨悲歌”就成为如今河北地域（战国时代的燕、赵疆域包括了今天的河北、京津、山西、辽宁等地）文化精神的标志性概括，同时也作为一种文化审美风格成为影响和塑造文学的极重要因素。
地域性格的形成与人的生活环境不无关系。一方面，燕赵多山、四季降水不均而缺少可耕地，再加上漫长的冬季，人需要合作对抗自然的威胁才能生存；另一方面，在以中原和关中为政治中心的历史时代，这里是农耕和游牧区的分界线，胡汉杂居，宋辽时期更是国防前线，频繁的战乱既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灾难，也培养了他们的生存智慧和斗争精神。久而久之，生活在燕赵大地上的人形成了团结务实、坚毅勇敢、勤劳朴实、任侠尚义的性格和家国天下的理想情怀。元代以后政治中心移往北京地区，直至进入现代社会，政治力量带动河北地域文化逐渐主流化，其中包括文学观念。从荆轲《易水歌》的苍凉悲怆到曹操诗中的沉郁雄浑，再到关汉卿雄健真率的曲作，“燕赵风骨”一直是流溢其间的内在气质，为后来的河北文学提供了丰厚的滋养。历代河北作家以个性化的审美观照不同时期的现实生活，创作出一部部精彩之作；在文化和身份的认同中展开对以“慷慨悲歌”为主要特质的燕赵文化精神的继承和创造，在时代发展变化中为“燕赵风骨”赋形和赋义。
河北作家关注社会生活，且对现实的处理多采用“反映”的方法，因此批评家多是在现实主义脉络上讨论河北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以后的河北文学。王力平认为河北“有悠久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郭宝亮认为“河北文学的底色是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十分鲜明地体现了坚守现实主义创作特色又融汇创新的发展路径”；崔立秋更认为“河北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应上溯至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诗经》”。河北作家对此也不否认，关仁山即表示“会沿着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继续前行”。从文学精神和所使用的创作技巧上来看，这些论断将河北文学的主流传统提炼为现实主义——这也为作家的自我认同提供了参照系。
文学作品通过艺术形象和所呈现的社会生活内容，为读者提供着关于河北地域生活和燕赵文化精神的基本想象。作为自古以来重要的农业生产区域，乡村题材在河北经久不衰并诞生了一批佳作。何玉茹的《前街后街》、胡学文的《有生》、关仁山的《日头》《金谷银山》、康志刚的《天天都有大太阳》《滹沱人家》等反映了不同时期的河北农村生活和农民的精神世界。尽管主题不尽相同，但从不同角度表现了燕赵儿女所遭受的磨难、强烈的求生愿望、对自然与社会现实的反抗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将此置于描摹乡土文化和农民生活的生动画卷中，生发出厚重、深沉、幽邃的文学意蕴。这些作品通过对人物心灵世界的剖析和对生与死、贫与富的根源追问等，揭示着北方人典型的地方性格和处世原则；他们的命运变迁从不同侧面折射着地域文化精神及其在时代风潮中的嬗变。
但是，伴随时代进步，河北作家的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也在不断调整，河北文学出现了新的变化。在以往的研究中，认为河北文学有着三次现实主义创作高潮，第一次是上世纪50年代的“红色经典”时期；第二次是改革开放初期贾大山、铁凝、陈冲的创作；第三次开始于“现实主义冲击波”中的“三驾马车”，但却是在胡学文、刘建东、李浩和张楚所形成的“河北四侠”的创作中完成的。对此，我们应该注意，“四侠”的创作对于现实主义传统已经是相当大的断裂，特别是深受现代主义影响的刘建东和李浩，他们的“形式自觉”转向了对现实主义的解构。同样是河北的批评家金赫楠即说：“比如刘建东和李浩，作为河北当下最活跃的小说家，其作品的辨识度相当程度上关乎‘先锋’……刘建东则更迷恋和依赖‘荒诞’”。李浩在“先锋”之路上走得更加坚定，抛开从西方撷取创作资源的《外国故事集》《N个国王和他们的疆土》等作品不论，他新近的长篇小说《灶王传奇》所呈现的怪诞的寓言风格则去现实主义更远。这意味着我们已经很难在传统的脉络上评价“四侠”的创作——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文学”而不是“现实”和“河北”。表现手法和审美风格的变化表现了河北作家主动求新、求变的探索精神，在坚守传统的同时，他们不断尝试与现实建立新的伦理关系。毫无疑问，从“四侠”开始，河北文学在传统之上生长出新特质——这与商业、信息时代日渐同质化的时代生活和社会观念不无关系，地域文化已经主要内化为精神，器物和制度特征日渐消失。
因此，除了将河北文学纳入当代文学史序列中加以对照，我们还可以通过分析表现对象所蕴含的文化精神来揭示河北文学的独特性。这里并不是要重弹“题材决定论”的老调，认为作品中写了河北地域的生活就是独特的，而要注意到叙事方式特别是借助人物形象所表现出的情感和观念的独特性。以此观察，河北文学对地方生活和文化精神的表达既有鲜明的地域性和传统性，也有因时代变迁而出现的创新性变化。这其中，对时代精神的呼应和关切是最重要的美学品质之一。当代河北文学的三次现实主义高潮，在“内部研究”视角下是文学思潮和表达方式的变化，“外部研究”视角下则是历史和时代催动的结果。例如，《白洋淀纪事》《红旗谱》《平原烈火》《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红色经典的产生，与河北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军民的战斗生活是分不开的，它们的作者都是从战场上走出来的作家，“他们个人的主体意识，与所处时代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时代精神是一致的。他们的作品是作家个人独具个性的艺术创造与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再如“三驾马车”的创作，以及关仁山的新作《白洋淀上》等作品皆是如此。作家历来对生活环境的变化极为敏感，倾听人民呼声、传递主流价值、紧跟时代潮流，是河北作家的自觉追求。
（作者系河北作协研究员、《诗选刊》杂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