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给人的印象仿佛是没有过昂扬的青春——读书是辍学的，婚姻是包办的，工作是孤闷的。

第一篇现代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发表时，蛰伏绍兴会馆的他，已经37岁。当许广平走进他的生活，他已经45岁。爱情来得太迟。

创造社的年轻文人又毫不客气地冠以“老”字，让他一度成了追悼没落封建情绪的落伍者，一个“记性真长久”的“老年人”！

鲁迅本身的文字也很少充满青春激越。即便是《朝花夕拾》中偶尔闪现的激情之光，也在时时反顾的叙事踌躇中渐次暗淡。

于是乎，一代代读者心目中的鲁迅固化为时而“横眉冷对”，时而“醉眼陶然”的老先生，无论如何都带着迟暮之感。正如其在《野草·希望》一文中所抒发的，“没有爱憎，没有哀乐，也没有颜色和声音”。

然而，果真没有吗？

我早先岂不知我的青春已经逝去？但以为身外的青春固在：星，月光，僵坠的蝴蝶，暗中的花，猫头鹰的不祥之言，杜鹃的啼血，笑的渺茫，爱的翔舞。……虽然是悲凉漂渺的青春罢，然而究竟是青春。

是啊，究竟是青春。当鲁迅在北京西三条21号“老虎尾巴”内写下这篇散文诗时，仰看流云的天空已非明治日本的天空，然而，他所看到的未必不是年轻时的心灵悸动，他血液中奔腾的也一定仍是那东京时代未竟的文艺梦。

更何况，发表于《河南》的《摩罗诗力说》等五篇文言文章，便是鲁迅居住于此期间整理收入杂文集《坟》的，且由暂住南房会客室西间小屋避难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生许广平抄写。

这是他们爱情的见证。

“究竟是青春”，凸显的不只是时空维度，更是鲁迅的文学感遇。反之，迅哥儿喜读的宝书《山海经》，实则是一部上古地理学著作，这提示我们也不该忽视鲁迅文学中的地理潜文本。

尤其是，地理学维度别致地转换在鲁迅有关日本的文字当中，产生了强大的修辞力量。《藤野先生》那句有名的“东京也无非是这样”，《〈月界旅行〉辨言》那不被关注的副文本——“译者识于日本古江户之旅舍”，以及自传中的“再到东京”，无不凸显着先生曾经投身的翻译事业，以及在异乡殚精竭虑的岁月。

间中，著名的弃医从文是如何展开的呢？

我就往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利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藤野先生》）

一个简单的代词“这”，让索居之仙台如此的生动可感。东京、横滨、水户、仙台，这些散落在鲁迅文本中的地点，不再仅是一个个地标，而是唤醒主人公青春记忆的文化符号，融入了鲁迅对文学品质的不懈追求，成为其创造出的新的文学空间。

更重要的是，“到东洋去”后，无论是家国情怀，还是忧患意识，在后来的鲁迅那里，都化为了文学表达，正是其不凡的诗学创造力将作者与读者的精神纽带永远绾结在一起。

除了虚构艺术世界里亦真亦幻的鲁镇、未庄、吉光屯、咸亨酒店、吉兆胡同，除了以符号代替现实的S城、S会馆、到N进K学堂，那些与客观地理真实融合在一起的共名文学空间，更可以长长地罗列下去——百草园、三味书屋、安桥头、赵庄、江南、石头城、首善之区的西城、厦门岛、白云楼、大钟楼、内山书店……它们常常远离了线性时序，用彼此远隔的一个个瞬间，营造出独有的时空逻辑，生发着多义的引申表达。

更妙的是，校完《唐宋传奇集》后的鲁迅在序例文末特别写上，“时大夜弥天，璧月澄照，饕蚊遥叹，余在广州”。这简直就是一篇17字的微小说。时间地点、人物环境、生命境遇，情节留白，属于小说的要素全部具备，心灵宇宙尽显，令人惟有叹服。甚至就连50岁得子，给孩子取名，也取“海婴”，意谓“生于上海之婴孩”。如此一来，信封上随手写下的“宫门口周宅”仿佛也透着满满的文学张力，而“八道湾”则成了周作人一家的借代，这一系列对于地点的用心使用与文学妙用，超越了时空桎梏，深深打上了永恒的鲁迅印记。人们的地理认知因之而悄然改变，精神世界因之而丰赡多姿，心灵深处也同时拥有了一方独属于鲁迅的诗学疆域。

在文字丛林里寻幽探胜，当然会收获绝佳的阅读体验，最好是手持一份鲁迅在各地的行迹图，浸润于心声洋溢的鲁迅文学，置身更为广阔的文化象征之地，自己也仿佛成了行旅文人，不是别有一番滋味吗？更何况，鲁迅虽希望自己的文字速朽，却成就了不朽的世界经典，这样的文学生命力难道不是永恒的青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