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说我有点什么天赋的话，也许我有绘画的天赋。我对声音的记忆远不如对图像的记忆。记忆是创作的一个前提。

我清楚地记得，在近半个世纪之前，我还没有上小学，便开始画画了。我记得是用一块红瓦片在水泥地上临摹了一只爆竹包装外壳上的鸟。当我画下那只鸟时，内心欣喜无比，仿佛是自己创造了一只鸟。

从小学到大学，我的绘画几乎都是全校第一的水平，但可惜读中学时没有美术班，怎么报考美院我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也许是我终身的遗憾。有时我想，要是我读了美院，一门心思画画，或许我已成了一名著名画家。

我画画基本上是自学，而且是断断续续的。疫情前，我又重新拿起了画笔，一画就是三年，画了数十幅作家诗人素描——其中，给《诗歌月刊》画了一年的封面，给《边疆文学》画了一年的封二，《大家》《作家》等其他报刊也专版刊登过我的习作。并且，今年在贵阳中天美术馆和云南省图书馆举办了个人画展。

画画让我心无旁骛，给我带来了不少快乐。尽管我是以照片为蓝本作画，但我感觉到，正如作家的写作是作家的自传一样，画画几乎也是画家的“自画像”——哪怕像梵高画一双鞋，也是因为所画的人与物都打上画者的精神烙印。正如我画的作家、诗人，无论他是什么性别、年龄、种族、长相，都有我的影子，都包含着我的气质。譬如，我画的川端康成，就是李寂荡的川端康成。

疫情期间，因为出门少，给了我更多的画画时间。不料途中突患眩晕症，并引发了重度焦虑症和中度抑郁症，中断了半年。当时看着画板，只能望洋兴叹，甚至绝望。当病情有所好转后，我又继续。专注于画画，缓解了疾病对我的折磨，当人物逐渐在纸上清晰地呈现出来时，我感到了快乐。很多时辰，我感到我在和我画的人物谈心、对视，他（她）仿佛成了我的知交。我发现，我画画时一心想追求的是准确，但画出人物的神情总是彰显出我作画时的精神状态，比如孤独、焦虑、喜悦、期待、恐惧、落寞……

几乎在重新画画的同时，我又重新尝试做翻译，做翻译也是与大师的交流，我译作的文字间自然也弥漫我翻译时的情绪。

下一步，我要拥有一个画室。除了画素描肖像，也可以画油画、画风景了。愿苍天佑我，疾病早日痊愈。

（作者系贵州省作协副主席，《山花》杂志主编，贵州省期刊协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