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首诗是一个身体，一个用语言做成的身体。这个身体如果是活的，一定有一颗心；心内在于身体，必须是活的。身体有高矮胖瘦，形貌各异，但心却是无形的，是不可定义之物，它有赖于血液、气息、呼吸……心不是物，但心能转物。由于心是灵的，所以诗就得了灵魂。说到底，身心是一体，不能硬分，硬分出来的身不再是身，硬分出来的心也不再是心。身心一旦分离，双方都失去了存在的理由。身心可以分开而论，但不能对立起来。

二

变化的是体，诗的身体、诗的形貌；不变的是心，诗的心志、诗的境界。诗的身体，对中国诗人来说，就是汉字。仓颉造字，动天地，泣鬼神。这说明汉语诞生是一件神圣的事情，一个汉字就是一个世界，或者对世界的一次阐释。天地是怎么分开的？因为有“一”这个字，所谓“一字开天”。语言的变化，如同大河流水，比如长江、黄河。语言的变化性，就是流水的流动性。在诗里，变化的是语言，不变的是诗心。而且，诗永远处于某种未完成状态，它处在人类情感表达的一个至高位置。诗人写出一首首诗，但作为“至高位置”的诗，永远有待被写出，也永远不会被完全写出，诗人不管写出了多少诗，“诗”仍然保持着它未被写出的部分，剩余的部分。这就是李白、杜甫已经写出了那么多伟大的诗，我们仍然可以继续写诗的理由。

三

新诗究竟“新”在什么地方？新诗只是看上去是“新”的，其实并不崭新。因为诗不是单一物，而是综合体，它只能诞生在诗人的生活世界里，诞生在诗人生活世界所发生的各种事件里，它离不开诗人所处的时代和生活在其中的那种文化氛围。乍一看，中国新诗诞生于“译诗”（胡适《关不住了》），实际上，真正的变化动因还是植根在使用汉语的中华民族的内部焦虑中。这种焦虑，在100多年前，呈现为一种中国人的生存危机。旧诗从自己的语言身体内部已经积攒了足够的焦虑能量，加上翻译的横向冲撞，新诗就是西方的现代性在汉语变化上的具体体现……导火索是译诗的侵入，爆炸物仍是汉语本身。所以，新诗最初是一种思潮，一种观念，一个虚象，一个乌托邦……有古今之变，于是才存旧体新体，有中外之争，这才是真正的焦虑所在。100多年来，“异乡人”和“本地人”逐渐相融、共生，最终联姻成一家人，凝合为一个新的血脉。汉语诗歌的变化是这样，法语、英语的也是这样。

四

100多年了，时代在科技的裹挟下，正呈现为一种加速度的状态。新诗也已经旧了！因为它正面临着新的困境，在世界范围内都是这样。对汉语诗歌来说，这一困境，看上去是在“身体”（诗体）的散漫上，实际上是在“血脉”的贫乏里（诗心）。散文中的诗性，曾经给了诗歌以诗体松绑的理由，启示了节奏的力量，但是散到何时何处为止？这是一个大问题。形式自创，也许将成为一种新的语言探索。说到底，中国诗人的屁股，必然（也必须）得坐在汉语上。汉语的困境，也是目前中国诗人的困境。中国诗人如果能突破困境，一定是在想象力和创造力上，发挥了个性的差异和灵性的共有。果真如此，那么汉语也将赢得它的未来，它会更富于表现力，饱含思想的开阔、尖锐和深刻。

（作者系诗人、翻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