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老舍有言，“作家必须深入生活是无需多加解释的”，要真正写出像样的东西来，“只有深入生活，到下边去才行”。深入生活，做人民的学生，是当代文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观念。这似乎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它确实又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深入生活，做人民的学生，字面看起来直白明了，但其内涵却十分丰富。它至少包含着两层含义：为什么要深入生活？如何深入生活？
为什么要深入生活，去做人民的学生？这往往涉及的是问题的根源。回答好这一问题，对于作家来说非常重要。“搞文学创作，我们益阳人有言：草鞋冒样，边打边像……我觉得作家记者，要想自己笔下出好的作品，就得扎扎实实深入生活，老老实实向群众学习。”这是作家周立波在谈自己的文学创作经验时发出的感慨。这揭示的道理其实和老舍所言一致，都指明文艺创作是一个不断积累、不断深入生活、向人民学习的过程。毫无疑问，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众多优秀的作品，如《创业史》《山乡巨变》《平凡的世界》等小说中的人间烟火气就证明了这一点。优秀的文艺作品往往是作家艺术家扎根生活、扎根人民而写出来的。为什么到了今天我们依然强调这一点？这是因为，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文艺作品的本质就是书写人民的生活。一方面，千千万万人民群众在漫长岁月里创造的色彩斑斓的生活、丰富的实践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广阔的舞台。而人民群众在火热的社会生活中呈现出的原始的、本真的心性，恰好是文艺工作者的智慧之源。扎根于广阔的社会生活，去做人民的学生，也就找到了从事创作的原点。另一方面，归根到底，文艺工作者也是群众的一员。正是人民群众构成了创作的主体、被表现的主体。千百年来，广大人民群众在劳动实践中积累的经验是具有广泛性、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人民群众感受生活的独特方式也具有天然的艺术性，只有深入他们的生活世界，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做他们的学生，才能触摸到时代变化的脉搏，感受到时代带来的新变化，从而创作出有温度、有深度、有感情、接地气的文艺作品。
深入生活，做人民的学生，更是文艺工作者增强想象力的重要途径。众所周知，优秀的文艺作品离不开文艺工作者丰富的想象力，我们无法否认想象力之于文艺创作的重要性。但追根问底，文艺工作者的想象力从哪里来？毋庸置疑，想象触发点是从生活中来的，是从人民群众那里来的。生活的田野、群众的实践正是艺术想象的策源地。古往今来，许多优秀作品中精彩的情节，其实并不是作家天马行空的想象，而是人民在生活的实践中就创造出来的，是来源于生活中各种逻辑的组合发展。“鲁郭茅巴老曹”等作家笔下的人物典型，不正是基于广大人民群众生活事实基础上的组合吗？可以说，脱离了群众的实践，不去向人民学习，文艺创作也就丧失了根基。文艺创作需要想象力，但不能胡思乱想，丰富的想象力一定是建立在深入生活、与民众心连心的基础上的。
如何深入生活、如何做人民的学生则往往是一个方法论问题。深入生活、向人民学习，需要下苦功夫。它不是走走过场、做做样子，也不等同于浅层次的“体验生活”，而是重在扎根，用心去交流，是要把身子沉下去，关注老百姓的喜怒哀乐，是要在身入、情入、心入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
在谈到文学与人民的关系时，作家赵树理强调要积极学习群众的语言。他极力倡导要用民众听得懂的语言来书写民众的精神生活。他指出，农民听不惯“然而”，就写成“可是”；“所以”让农民陌生，就写成“因此”。“不给他们换成顺当的字眼儿，他们就不愿意看。字眼儿如此，句子也是同样的道理——句子长了人家听起来捏不到一块儿，何妨简短些多说几句。”赵树理向群众学习的语言观，在其作品中得到了鲜明体现。在《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作品中，就有大量的口语化语言。正是其大众化、通俗化的语言叙事，才塑造了小二黑、二诸葛、李有才等经典人物形象。作家老舍也是如此，他曾谈道：“我无论是写什么，我总希望能够充分地信赖大白话。”纵观他的作品，无论是小说《四世同堂》，还是剧本《茶馆》《龙须沟》，他的语言都朗朗上口、朴实无华，句句说进了人民群众的心里。事实上，没有扎根人民、虚心向人民学习，是写不出这些鲜活的语言的。汪曾祺也特别善于从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中汲取创作的营养。他谈道：“使用语言，譬如揉面。面要揉到了，才软熟，筋道，有劲儿。”在论及如何学习群众的语言时，他强调了四个字：随时随地。这就揭示了人民群众语言的魅力。群众的思想最鲜活、语言最生动，群众的语言中蕴含着大智慧、大能量。他们的语言，如华兹华斯所言，是“一种更纯朴和有力的语言”，是“从屡次的经验和正常的情感产生出来，比起一般诗人通常用来代替它的语言，是更永久、更富有哲学意味的”。“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是单纯而不矫揉造作的，是一切文学语言的源泉。当然，学习群众的语言并不意味着作家不需要进行语言的锤炼。恰恰相反，这需要很多的功夫来进行拣选、搭配、转化。
做人民的学生，需要作家深入生活大地，脚印深扎在乡村田野。作家柳青指出：“群众的生活是作家的大学校；生活培养作家、锻炼作家和改造作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书写农村的合作化运动，他毅然放弃在北京的工作，扎根长安县皇甫村14年。在这14年中，柳青一心扑向广阔的农村天地，真心实意融入人民的日常生活。为了和农民打成一片，他将村里的一座破寺略作修缮，作为住宅，穿起农民的服装，全家过着清贫的生活，并常常在“黑夜开完会和众人睡在一盘炕上”。在皇甫村村民心中，柳青和他们一样，是个农民，是自己人。《人民日报》曾十分传神地报道了柳青由外到内的“农民化”：“柳青完全农民化了。矮瘦的身材，黧黑的脸膛，和关中农民一样，剃了光头，冬天戴毡帽，夏天戴草帽。他穿的是对襟袄、中式裤、纳底布鞋。站在关中庄稼人堆里，谁能分辨出他竟是个作家呢？”深入生活的深度，决定着作品的高度。正是因为他14年如一日，扎根大地、深入生活、虚心向人民学习，才造就了《创业史》。作家路遥也是如此。他多次强调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并指出作家要“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正是基于对自身身份与文学创作本质的认识，使得扎根人民成为路遥写作的精神指向。在创作《平凡的世界》过程中，为了反映煤矿工人的日常生活，他多次深入煤矿，与煤矿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铜川矿业集团王蓬回忆，准备下井时路遥婉拒了矿上特意为他提供的新工装，而是从工人中找来旧工装。他说：“煤矿工人艰苦而光荣，来煤矿下井，已不是一般的生活体验，而是深刻的生命体验，非得入骨入肉不可！”正是这些生命的体验，使得路遥捕捉到了人民群众中最原始、最真实的生活气息。深入人民生活的广阔天地，扎根人民的生动实践，这是柳青、路遥在文学创作的历程中矢志不渝并一直践行的精神理念，也是他们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任何文艺作品都离不开生活这个源头活水的灌溉，都离不开人民的滋养。大量文艺创作实践证明：“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只有深入生活，把生活咀嚼透了、完全消化了，站稳了人民的立场，用心去感受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才能搭建起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
（作者系山西大学文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