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至15日，“生态文明视域下的21世纪诗歌”学术研讨会在山东青岛举行。会议由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青岛研究院、诗学高等研究中心主办，《诗刊》社、浙江传媒学院创意写作中心、青岛大学诗学研究中心协办。张荣林、孙基林、李少君、吕周聚、赵思运等主办、协办方代表，张志忠、罗振亚、汪树东、王珂、姜耕玉、华海、张立群等30多位学者、诗人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围绕21世纪生态诗歌的创作特征、借鉴资源和代表性诗人诗作进行研讨，深入挖掘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诗性智慧。

当下的生态诗歌写作热潮，与古代的山水田园诗传统及其背后的思想资源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李少君谈到，中国传统强调自然至上、道法自然。自然在文化传统中占据着特殊地位，这使得中国古代山水诗和山水画盛行。在古代，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状态。进入近现代以来，生态问题涌现，自然重新被关注，人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古典诗歌中的自然观能够为我们提供重要的借鉴资源，比如对“天地境界”的推崇、对“地域生态性”的保护等。姜耕玉认为，庄子的生态美学思想，深刻地影响着古代山水诗的写作。庄子提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睨于万物”等观点，强调物我合一、心斋坐忘。将此迁移到诗歌领域，则强调诗歌创造主体与自然客体高度融合，方可体悟并写出真正的“天地精神”“生命意识”。

“生态”不只是一种写作题材，而应该上升为一种写作意识。吕周聚说，生态诗歌关注生态问题，但它不是简单的自然描写，也不是简单的“生态+诗歌”。生态诗歌的核心应是通过诗歌的形式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重建生态伦理。我们应在诗歌写作中不断强调，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相互平等，要追求二者的共存共生、和谐共处。华海认为，我们在21世纪面临的生态问题和困境，迫使我们必须以新的生态文明理念来统摄诗歌创作，并以诗歌的创新能力和超越的想象力来回应当代严峻的生态问题和人类的生态实践，进而从精神意义上建构关于人与自然的诗意关系。生态诗歌写作往往从一个地域的丰富元素开始，形成一种“地方感”，但诗人应该进行富有想象力的重构和提升，使之获得一种普遍性的经验和价值。王珂谈到，在当下，生态文明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强调，生态意识成为了很多现代诗人具备的重要观念。在新语境下，诗人们进行生态题材写作时，需要更好地将自然意识、生命意识和使命意识有机结合起来。生态诗的一大任务是反思现代性的弊端，完成对现代性的批判。但是，在反思中，要坚持科学精神，不能因为重视生态文明建设而从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后撤”，应该主动出击，积极介入生活，正确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

生态诗歌的“当代性”，来源于其对新的复杂经验的处理。汪树东说，当代生态诗歌已经成为当代诗歌百花园中一个独具魅力的诗歌品种。当代生态诗歌需要直面弥散性的生态危机，打破简单地追求线性发展的现代性迷思，再造以生命共同体意识为核心的生态价值观，赓续和革新古典山水田园诗歌的自然文脉。王士强表示，时代的发展日新月异，山水既有其“旧”的一面，也有其“新”的一面。就诗歌写作而言，它应同时呈现出这两种悖反性的特质。具体而言，面对“新山水”，它应该表现出其“旧”的、恒久性的特质，而面对“旧山水”，它应该呈现出其“新”的、当代性的一面，如此才可能更深入地传达出其内在特质和复杂性。刘波在发言中谈及自然风景在古今诗人笔下的变异。他认为，古代诗人笔下的自然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其遵循的是“天人合一”的自然观；而到了现代社会，诗人们对自然的书写因工业文明的来临和科技的革新而出现了更复杂的面向。首先是书写主体的更替。很多写诗者是城市中的人，他们眼中的自然风景经过现代性的改造成了可消费的“商品”。其次是写作对象的变化，原来田园牧歌式的乡村自然在遭遇现代性的冲击之后，已经变成了一种“想象的自然”或“理想的景观”。这些变化都需要我们在诗歌写作和研究中进行仔细的辨析。

生态诗歌的繁荣发展，需要进行观念和诗艺的不断创新。龙其林谈到，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生态诗歌写作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悲歌”“颂歌”“反思”三种类型。每一种类型的写作都随时代语境的变化出现了新的趋势，不断丰富发展。在当下，诗人在生态诗歌写作中需要进一步提升将现实经验转化为真正诗意的能力，避免跟风写作，创作出更具思想深度和艺术价值的作品。马春光以《群峰之上——自然写作十家诗选》为例谈到，对自然万物的重新体认、对物我关系的重新梳理、对自我心境的重新调整，是生态诗歌写作的题中应有之义。诗人们在自然书写中要遵循“随物赋形”的诗学原则，不断探寻新的诗歌结构与语言形式，诗性地表达生态伦理。

（黄尚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