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文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与创新，我理解这是一种以内化外的现代性，既是中国自生的内源，也是外来的支流，无论20世纪初期梁启超倡导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还是左联、延安文艺、1959年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首度尝试将西洋音乐与中国古典民间传说结合，成为内源与外流交汇的典范，而到了改革开放至今，现代性成为现代内源面向外流的开放期，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实践便是这个开放期的理论自觉，是内源和外流交汇而更生的成果，也是时代的文学理论和批评的重要收获。可见，中国式现代化文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与创新，是一种以内源为主、外流为辅，以内化外的文学现代性。

因此，围绕中国式现代化文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与创新，我们文学评论工作者首先要强化自己的主体意识，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文学的现代性就是文学的主体性，作为批评主体要做时代变局和现实生活的观察者、思想者，并与历史和时代、包括与自我建立一种关系，要关注中国巨变的时代现实，而且不仅是社会的巨变，还包括科技的、世道人心的巨变。既深怀明确的社会关切和问题意识，更要从世界文学的高度、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以及文化思潮的整体背景上，分析当代文学思潮的发生、美学特征、文学史意义，从探索性角度检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成果，在文学审美中追问和思考中国文学的新问题，阐释中国经验和中国故事。如此才有可能立于文学前沿，努力呈现中国文学理论建设的新成果，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学术活力与动力，同时帮助读者重返批评现场和历史语境。只有批评主体回到审美本身，才能回到批评伦理、回到历史语境，参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和批评建设，促进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在文学审美中追问和思考中国文学的新问题，为当代文学转型发展与精神流向做出应有的贡献。

尽管当下文学评论为中国文学已作出巨大贡献，但还缺乏对当代文艺整体性的专业关怀，还缺乏精深的文艺理论评论话语体系（比如我自己），很难有深度、广度和力度地去研究和阐释文学实践和作品，更缺乏言为心声的真诚批评及氛围，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文学批评的生态和发展。我以为今天的文学批评应回到批评本身，回到主体性的审美。既发挥引导创作、推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作用，更要强化和提升批评主体的专业操守，倡导百家争鸣，讲真话，更要讲道理，为学术生态和社会文化生态做出多元的、有效的建设。

讲真话，更讲道理，常用“剜烂苹果”精神比喻。而作为“剜烂苹果”的文学批评，既是“寻美”，又是“求疵”，是对文艺评论家态度与能力的极大挑战，同时，也是对文学环境和作家胸怀的极大考验。近年，文艺批评出现同质化严重、辨识度较低的现象。面对批评对象，常常忽略鲁迅先生所言“这苹果有着烂疤了，然而这几处没有烂，还可以吃得”，而是对烂疤苹果视而不见，一如对名家名作只敢赞不敢责一样，这样的方式进入文艺现场是失效的。当然，作为剜烂苹果的文艺批评，并非否定作品本身，关注名家名作，恰恰是对批评对象的重视。这样的批评，当下缺失，就是鲁迅先生的时代也是稀少的，“这一类的批评，在中国还不大有”，所以先生才呼唤“我想，还是请批评家用吃烂苹果的方法，来救一救急罢”，以这种有效的方式进入文学现场。

比如当“媒体批评”津津乐道地夸耀发行量、票房、收视率和作家在富豪榜上的排名之际，包括美术市场浮夸虚假、有场无市现象，批评家仍然要有勇气谈论“美学风格”，或者谈论这部作品为当代文艺贡献了什么？谈论这部作品给时代给历史带来了什么？谈论新媒介文艺现象的是与否。谈论这部作品是否有所缺失？是否真迹或赝品？而这样的谈论必须建立在“言为心声”的专业操守之上。考察文艺批评是否称职，就在于是否“言为心声”。讲真话，更要讲道理。今天，讲真话已不简单，能讲好道理更是稀缺。由于种种功利、误解或屈从语境，不少批评家不再忠于自己的艺术观感。讲真话，讲道理，成为了今天有难度的文艺批评。因为批评不能止步于讲真话，更需要讲道理；需要批评者直面时代难题，建立在广博知识基础上的良好的文学感受力和判断力，需要有对批评对象足够的善意与对审美差异性的尊重，批评有这样的逻辑起点，“剜烂苹果”真功夫的具备才成为可能，批评的有效性才成为可能。可见，有效的批评是今天有难度的文艺批评，成为批评家是否有艺术良知与担当精神的一个标识。

这取决于批评家的主体意识和批评的态度，包括生活的态度、写作的态度和审美的态度。唯此，文学评论工作者只有坚持文学理想和艺术良知，才有可能面对功利浮躁的世界，明白自己需要什么、做怎样的人；明白只有忠于文学事业，不断学习（尤其新时代海量的新知识、泛文化的新文学形态），才能有效地提高批评主体的理论和批评的能力；明白以专业精神，褒优贬劣，激浊扬清，才能以有效的评论提升文学的影响力和创造力。因此，一个批评家要培养出“剜烂苹果”的批评能力非一日之寒，是需要一辈子的自我修养与审美修炼，也为此，这种能力才弥足珍贵。

（作者系《南方文坛》原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