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50后”的身份看这部抒写“90后”创业经历的电影，目及“曾经”二字，不免惊异。有哲人称，“人的存在是时间性存在”。曾经，显然是一种时间性存在，它让影片淡淡地散发出岁月无情、迭代留痕的哲思意味：曾经的我们与我们的曾经，究竟该如何面对曾经的他们与他们的曾经，以及尚待发生的种种曾经？“曾经”，将一代代人区别，然而也一定融合着共生的根脉和相通的精神。于是，我们便可理解王浩宇、理解悦旋公司……也理解影片创作者们何以为民营企业、民营经济点赞。

炽热，作为一种情感或行为表征，极具普遍性。可以说，人之为人，谁能空缺“炽热”？其差别，不在有与无，而仅在其内涵或强度大小、占时长短不同罢了。夏川读书、打球，无不优等，后与发小王浩宇共创乒乓球馆悦旋，满怀憧憬尽显炽热。即使是几度离任与复归交替，乃至擅用悦旋之名在上海偷偷营业，亦可宽容地看作是炽热余温难消。陈笑笑与王浩宇从相遇到相助再到相爱，逐次升温直至炽热。当然，炽热也有天生脆弱的一面，出于赌气而另起炉灶的闪婚顿时冷却甚至冻结了陈笑笑与王浩宇的那番炽热，这恐怕是新生代爱情婚姻生活中较为典型的一种当代性，不免令人唏嘘。片中小丢丢的母亲戏份并不多，但她出手助力悦旋发展，凭此便能为观众拨开炽热于她的“曾经”空间。

当然，本片主角非王浩宇莫属。他的炽热，来自对乒乓球运动的偏好，也来自对创业的渴望。相对于夏川，他更具有敢冒风险的企业家精神，例如找母亲预支大学四年学费作为开馆费、首店开张不久便执意拓展连锁、疫情冲击下毅然担责而坚持绝不少发员工一分钱薪资……他的炽热，还体现在对友情和爱情的率真上。他深深地怀恋往日同窗时光，故不仅能不计前嫌在夏川球馆濒临破产时伸出援手，而且坦诚地吐露其心存情谊，致使两位旧友重为知己。他对决绝离去的陈笑笑始终放不下，面临严苛生存挑战的至暗时刻如此，实现开办300家连锁球馆目标后的高光时刻亦如此。他的那份自责、歉疚，沉重得让人反过来倒想埋怨陈笑笑的决绝。王浩宇的炽热，是严严实实地覆盖到了事业、爱情、友情等人生主要剖面的，有规模、有结构、有互动、有叠加，丰富而又隆重，由此托起了人物塑造上的立体感，也加强了影片的观赏性。

在情节演进中，细心的观众恐怕不会漏过对一条隐线的捕捉，那就是王浩宇的父亲。从王浩宇母亲的嗔怪中，可知他生性爱折腾，这对儿子的影响颇大。他支持王浩宇创业，还常念叨些自己的营商心得或纾困建议，以及市场变动信息等，有意无意地或成创业导师，至少堪称“合计共谋”。这着实拓展了“曾经炽热的我们”之“我们”，并非直白但却真切地表明，在市场经济的澎湃热潮中，绝不是只有“曾经炽热的我们”在战斗。在如何认识和界定民营企业的价值作用方面，影片悄然凝就了一个重要话题，它通过对男主角“创业艰难百战多”的正面勾画，呼吁着全社会应像王浩宇父亲那样给予民营企业无私撑持，呼吁共同协力创建民企友好型社会。

香港李锦记集团（已有130多年历史）的第四代掌门人李惠森写过一本书，叫《我们大于我》，主旨是说家族企业之“我”倘与家族之外更大的“我们”找到利益上的一致性，就能“通往更快乐的人生”。有关研究也表明，民营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原住民”，具有与生俱来、土生土长的天然属性。民营企业与市场经济是生死相依的关系。而支持和呵护民营企业成长壮大，有其善义，因为它一头连着增进民生福祉，一头连着促进社会发展。类似理念，影片没有将其教条化，而是以从容的叙事节奏和形象画面逐步浸润人心。

过往同类题材影视创作中，民营企业家的形象多被负面化、脸谱化。而这部影片对“曾经炽热的我们”是如此肯定，感动着新时代的奋斗者。这是一部向所有创业者致敬的电影。它让观众们既沉浸于波折情节、屏蔽媚俗，又沉静于思辨气质、直面天理。同时，它也善意地用结尾处潜心营造的空茫感警醒着走向未来的王浩宇们确实要慎言成功，因为孔夫子有言在先，“富有天下而无怨财，布施天下而不病贫，如此则可谓贤人矣”。民营企业家们只有努力成为社会的贤达，才是成功的真正丰碑或坐标。而躺平、炫富、炫能、止步不前之类，过去不是、现在不是、未来也不该是王浩宇们的人生选择。因此，“我们”极为乐见“曾经炽热的我们”要义无反顾地以炽热之忱再续英豪诗章，正如罗曼·罗兰所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