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至2021年，我陆续写出了《我在北京送快递》一书的内容；随后，我就着手进行第二本书《我比世界晚熟》的写作。2023年3月，当《我在北京送快递》出版时，《我比世界晚熟》已经写完半年了。因为晚熟和家庭教育的原因，我在离开学校之前，几乎没有什么个性可言，对人生、对世界没有自己的价值标准，而且意识不到人还需要一个这样的东西。我的心智和观念都是我真正踏入社会、并不断地遭遇各种人和事之后，才一点点地成长起来的。因此，我在写作中，就想记录下自己的经历，并进而剖析自我精神“社会化”和“去社会化”的历程。

我没有全面分析这个社会的能力，那也不是我想要做的事情，我不是一个公共写作者，而是一个个人写作者；我在写作中只关心我自己，但我相信只要无限地深入到个体的独特性中，必然会在更高的层面融汇于普遍性。毕竟，我不是一个特例或孤立的个体，我出生时和其他婴儿并无太大区别，同时我肯定是这个时代和社会、某些文化和观念的产物。当我追究自己是怎么变成今天的样子，以及我的经历和处境是如何一点点形成的时候，这一追究的过程必然会发掘出远比我锚定的目标更丰富的内容。

或许写作之于我，就像砥砺自己的精神，并非一蹴而成，而是一遍又一遍地，对往事进行反思和消化，并体现在语感的不断澄清和沉淀中。虽然和我本人一样，它伴随着无数的缺陷和局限，但完成这次写作，使我对自己的将来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以及更多的自重和坚持。在这个过程中，我对过往不同时期的自己，以及当时的遭遇和处境等，都不同程度地产生了新的理解、感受和认识；甚至对于我在进行的写作本身，我的认识也在不断地发展和深入。

《我在北京送快递》出版后引起了一些社会反响，大概因为这个题材本身就很受关注。为此，我接受了不少采访，也受邀录制了一些播客和视频，以及参与线下的读者分享会。这些经历对我来说都是特殊和陌生的，它们丰富了我的经验、见识和感知，也为我看清楚自己提供了更多角度。和记者、读者的交流，经常给予我启发。他们有时会从我意想不到的角度，提出一些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的问题。这些问题会推动我的思考、拓展我的认知。

过去的几个月里，我收获丰富，尽管这些收获并不建立在写作上，但终将体现在写作上。我对待写作的态度，这些年来，是有冲动的时候写一阵，没有冲动的时候就去做别的事情。我最初选择写作，肯定有受到逃避现实困境这个潜在动机的驱使，哪怕它不是唯一的、决定性的因素。但假如不是借助写作，我大概很难有机会对自己作出那么全面和深入的检视——当写作对我具有了这种意义，它就已经不再是一种被动的逃避，而是主动的“成为”——成为那个更完善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