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少儿文艺

“跨国转向”:仍在探索中的儿童文学研究新课题

——第四届国际儿童文学论坛学术要述

□程 诺

2023年7月,由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和中国海洋大学国际儿童文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第四届国际儿童文学论坛在英国纽卡斯尔大学举行。本届论坛共有来自中国、英国、波兰、土耳其、乌克兰、澳大利亚、美国、印度、以色列、比利时、荷兰等十余个国家的上百名专家学者参会,有近50位专家学者发表了学术论文及主旨演讲,进行了积极热烈的互动研讨。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儿童文学的跨国转向”,分会场主题包括“挑战全球化霸权主义视角的儿童观”“作为跨文化阅读教育资源的儿童文学”“二十世纪早期的儿童文学历史性跨国转向”“童话和民间故事的跨国改编与传播”“中国儿童文学的转变”“南亚儿童文学中的文化交流”“地方儿童文学的海外输出”“儿童文学中的民族国家形象建构”“跨文化翻译与全球童书出版市场”“劳特利奇出版社的跨国机遇与挑战”等,主要关注儿童文学领域内日益频繁的跨国对话现象,具有显著的学术前沿性。近年来,儿童文学界普遍认为,当下的儿童文学研究需要突破英美文化惯例所规约的“童年”或“儿童文学”概念范式,发展出更为开阔的国际视角。本届论坛从历史和跨学科的视角探讨儿童文学“跨国转向”相关问题,思考或明或暗的多向度跨国元素如何打破儿童文学和儿童观的单向叙事,关注当代儿童文学研究中提倡的国际交流模式,借此探索儿童文学领域内阐释历史的新视角,发现长期被埋没的重要文本的新意义,构建儿童文学“跨国转向”背景下的新研究方法或理论,以达成一场具有长远影响力的学术对话。

前沿而新锐的学术视野

本届论坛的与会学者普遍具有前沿而新锐的学术视野,围绕“跨国”这一主题,许多学者勇敢探索学术上的未知领域,提出了具有创新意义的观点。例如金伯莉·雷诺兹在发言《从交火到交流:作为西方儿童文学跨国化驱动力的战争》中指出,童年概念和童书在本质上具有跨国性,在实践中,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世界文化和儿童文学带来了巨大创伤,但二战前后的大量人口流动和文化交流也为儿童文学的跨国化带来了新的动力。朱自强的论文《中日“儿童文学”观念比较研究——以中日儿童文学发生期为中心》从独到的视角研究了“儿童文学”这一观念在中日两国儿童文学发生期的形态差异,指出虽然中国的“儿童文学”观念在其发生期从思想内涵到词语表达都受到了日本的影响,但这一观念在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化进程中,被不断注入本土的生命资源,成为具有中国主体性的儿童文学理论。

论坛所涉及的学术话题大多站在当前国际儿童文学研究领域的前沿,丰富开放而不自我设限。会上议题触及到了许多有趣的“学术盲点”,将之前被忽视的重要材料带入到国际学者的视野之中。埃蒂·戈登·金茨堡和安妮塔·康拉德合作的《米拉·洛贝的〈儿童岛〉/〈因苏普〉》一文以奥地利儿童文学家米拉·洛贝的一部早期作品为例,研究该书先后以希伯来语和德语在不同国家的出版情况,指出该书的传奇跨国出版史是一个有趣的案例,洛贝的国际旅居创作挑战了传统意义上“国别”或“跨国”儿童文学的概念。亚历山德拉·维切尔凯维奇的《从奇幻的神秘乐园中撷英:拉夫卡迪奥·赫恩的中国和日本故事集在20世纪初的波兰语译本》一文讨论了跨国主义和文化交融的代表性人物拉夫卡迪奥·赫恩所收集的中国和日本传统故事集的波兰语译本,认为赫恩可以被视为“现代的尤利西斯”,他在不同文化圈层之间的“文明游牧”与当时波兰文化界对于东方遗产的热情两相契合,对20世纪初的波兰儿童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迪蒂·维亚斯的《从关爱和坦诚到抱怨和不满:古吉拉特语印度摇篮曲的跨国转向》一文则追溯了古吉拉特语摇篮曲的跨国演变过程,指出商业印刷及当代数字化媒体平台的广泛应用减损了传统印度歌谣中的“母性—自然”元素,人们应该警惕市场力量对儿童口头叙事文本的压制和抹杀,重新思考地方文化与跨国传播之间的关系。

各界力量的整合与凝聚

本届论坛的鲜明特色之一就是突破单纯的学术研究范畴,整合并凝聚了广义儿童文学领域内的各方力量。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门类,儿童文学一直具有“实用性”及“商业化”的色彩,儿童文学的参与和研究者不仅包括作家和学者,诸如教育、出版、翻译、图书馆、美术设计、阅读推广、评奖审查等大量相关行业都与儿童文学的发展壮大密不可分。

英国儿童文学作家、国际安徒生奖得主大卫·阿尔蒙德在与卡内基奖工作组主席、奖项执行官杰克·霍普的对谈中,分享了他的创作经历和理念、本土和跨国文化对他创作的影响,以及创意写作对儿童读者的独特价值。在另一场主旨发言对谈会“书的背后:创作跨国儿童文学”现场,作家秦文君、插画家郁蓉和英国儿童文学翻译家汪海岚,分别讲述了他们的跨国职业生涯,探讨儿童文学跨国创作出版的困难与意义,强调了异质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的重要性,并从不同的视角谈论了绘本《我是花木兰》背后的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学者将自己的研究思路扩展到儿童文学周边问题中,其研究成果很好地呼应并印证了各界儿童文学专业人士的研讨。例如艾玛-露易丝·席尔瓦的《想象的地理学:大卫·阿尔蒙德的〈我的名字叫米娜〉和〈纸船,纸鸟〉》一文,梳理了阿尔蒙德的日本之旅与他的跨国书写经验之间的关系。陈诗雯的《全球市场趋势与中国和印度的儿童出版业》一文分析童书市场全球化趋势对发展中国家的儿童出版业产生的影响,以及中国和印度等国家如何应对这一趋势,在本土文化产品和跨国出版物之间寻找平衡。儿童文学各界力量的整合与凝聚,以及研究和实践的有机结合,是本届论坛的一大特色。

由于众多青年学者的加入,本届论坛充分彰显出令人充满期待的新生学术力量。这些学术新秀大多视野开阔,视角独特,具有新锐的创见,让与会学者感受到了优秀的学术品质和蓬勃的学术生机,清越的雏凤之声体现了儿童文学学科新生力量的崛起。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一批在海外高校留学的中国籍儿童文学博士生在论坛中崭露头角,他们的跨国儿童文学研究大多取材于中国或东方文化元素,将中国文化置于世界儿童文学的舞台之上,建构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儿童文学理论。例如胡馨月的《美国亚裔儿童文学中的跨国写作实践:林珮思幻想小说〈花木兰:在成为利剑之前〉的批判性分析》分析美国华裔儿童文学作家林珮思如何以独特的写作风格,将中国民间传说与当代现实相结合,并在作品中反映出跨国与融合的身份建构。高甜的《对于西方人来说只是一本“幼稚”古书?日本民间传说中童年的复杂性及其建构》将视线投向日本,讨论东方古典民间故事对西方近现代儿童文学的影响,以及这些故事的深层内涵在西方重述时发生的脱落和扭曲。此外,还有部分学者关注中国文化背景的儿童及教师将儿童文学文本作为跨文化教育资源时的阅读情况。众多青年学者的研究既立意新锐,又关注当下;既有宏观视野,也有微观细读;既有世界性眼光,又有中国文化底色。学科新生力量的崛起表明,我国儿童文学学者的研究视野和路径正在不断向国际靠拢,在东西方学术思想的交流碰撞中,必将生发出更具新意、更加深刻、更富学术生命力的成果。

跨文化视角的真诚交流

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相互听取报告,互通有无,切磋研讨,实现了不同文化视角之间的真诚交流,契合了儿童文学“跨国研究”的题中之义。在圆桌会议版块中,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的克劳迪娅·纳尔逊、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的伊丽莎白·韦瑟林、中国台湾成功大学的吴玫瑛三位学者进行对谈,介绍他们共同主编的新书《劳特利奇儿童文学与文化指南》的经验,谈及该书在编纂过程中最为重视的是儿童文学理论框架和学术方法论的建构。在随后的研讨环节中,美国匹兹堡大学的学者泰勒·比克福德尖锐地提出,书中所建构的理论都要借助具体的案例才能得以验证,事实上,儿童文学跨国转向研究缺乏一个共通性的方法论,并询问在场的学者对此有何见解。在一番激烈的争论之后,朱自强教授给出了自己的学术回应。他指出,比克福德教授的看法固然不无道理,但当下首先要做的是儿童文学跨国转向研究的具体实践,任何学科都需要遵循科学的发展规律进行建设,必须先积累丰富的研究经验,随后才能上升到抽象的学术研究方法。这就像是登山一样,只有经历爬升过程中的艰险,才能最终摘取山巅上的理论桂冠。会场随处可见气氛热烈的学术论争场景,在尖锐而真诚的思想碰撞中,鲜活的议题被进一步深度思考,新的观点和想法被进一步激发,学者们跨越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隔膜,促成了世界儿童文学学术共同体的建设。

纵观本届论坛,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世界各国与会学者对儿童文学的珍视与热爱。“跨国”是崭新的学术术语,超越了以往“世界文学”“民族主义”“全球化”等学术概念。各国学者致力于从各种饶有新意的角度来研究儿童文学的“跨国转向”问题,但这一概念尚未形成一套权威话语体系,学界仍在探索它的内涵和外延,建构它的边界与研究方法,预测它的研究态势及可能取得的研究成果。正因如此,本届论坛才会显得如此前沿而新锐,充满生机和活力,为“儿童文学的跨国转向”这一朝气蓬勃的学术领域写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者系中国海洋大学国际儿童研究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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