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物兴情”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创作（或曰审美体验）的一种重要方式。站在美学的立场，我将之归为中国古代感物美学的两大类型之一，另一种类型是“托物寓情”。它们都是文学艺术创作的重要方式。“感物兴情”是一种物在情先的感发方式，先有物，再有情，即作家、艺术家受外在事物的感发产生创作冲动，最终完成创作，创作的过程是情感自由自然呈现的过程。这种感发方式，不同于“托物寓情”的寄托方式。“托物寓情”是先有情，然后寻求外物去寄托，创作的过程是情感的刻意寄寓过程。“感物兴情”由于其自由自然的特征，是古今文学艺术创作都无法绕开的一种创作方式、一种审美体验范式，自然对当下的文学艺术创作仍有重要的意义。
“感物兴情”与文艺创作的自然与自由
“感物兴情”是先感物，后兴情。情感的产生是“物”感发的结果，然后再以文学艺术的形式表达出来。这就说明“感物兴情”是自然、自由的创作过程，是“物”对情感的自然引发。在这种情形下，文学艺术创作完全成为一种自然、自由的行为，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审美的纯粹性。这个“物”可以是自然景物，也可以是社会的现实生活，包括现实生活中的人、事、物。也就是说，任何事物都可以感发作家、艺术家的思想情感，引发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冲动，从而，自然、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南朝伟大的文学理论家刘勰说：“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文心雕龙·诠赋》）这是针对“登高而赋”的辞赋创作行为的。这里的“睹物兴情”就是“感物兴情”。“情以物兴”是说情感由“物”感发而产生；“物以情观”是说“物”感发情感之后作家、艺术家再以情感的态度去重新审视“物”，“物”成为具有丰富审美意蕴的艺术意境和意象，从而完成了艺术意境和意象的创造。在“感物兴情”的过程中，因为有感而发，语言会更加自然、华美、工巧，而思想情感的表达也会更加明晰、高雅，实现语言与思想情感的完美融合。
“感物兴情”告诉作家、艺术家的是，要想创作出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必须做到自然、自由地感物。思想情感的表达过程是一个艺术化和审美化的过程，其最高的境界就是自然、自由，亦即思想情感的呈现是自然的，不存在任何刀斧之痕。这其中暗含着对作家、艺术家个人的很多要求，如艺术素养、审美修养、思想境界等。作家、艺术家只有在具备完善的艺术素养和审美修养的前提下，始终保持着无功利的心态，才能“感物兴情”，创作出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就是说，“感物兴情”并不是无条件的。这对当下的文学艺术创作依然有效。当今的作家、艺术家，第一要务就是提高自己的艺术素养和审美修养，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在创作的过程中能自始至终保持一种无功利的心态。只有这样，才能“感物兴情”，创作出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很高的文学艺术作品，从而实现艺术与审美的自然、自由。
“感物兴情”与文艺创作的审美自律
“感物兴情”之于文学艺术创作的自然、自由充分表明，它是一种审美自律。所谓审美自律就是审美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即审美的发生完全是自觉的、主动的，且出于无功利的目的。正像刘勰所说：“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文心雕龙·物色》）“感物兴情”可以引发作家、艺术家无穷无尽的联想，那是神思。“联类不穷”说的就是无穷的神思与丰富的想象。在这种情形下，流连万象，沉吟视听，看到的和听到的，都与内在的情感融为一体。因此，作家、艺术家在创作（“写气图貌”“属采附声”）的过程中，情感会随着所感之物的变化而变化，会随着所感之物起起伏伏。文学艺术作品所表现的形象、声音和色彩“随物宛转”“与心徘徊”，这正是审美自律。它是以创作的自然、自由为前提的。文学艺术创作作为一种审美活动，有主动和被动之别，主动就是“感物兴情”；而被动则是“托物寓情”。
“感物兴情”的主动性首先源于“物”的主动。在中国古代的观念中，天人合一，天地万物一气贯通。古人不把世界万事万物看作是无生命的、死寂的。任何事物都有生命，它们不时会撩拨作家、艺术家，感发作家、艺术家，使他们不得不进入创作，成就非凡的艺术。既然这个“物”包含自然之物和社会现实之物，说明任何物都可以引发作家、艺术家的情感，使之产生创作冲动。最为关键的是，这“物”与作家、艺术家产生了审美感应。一般来说，大凡能够感发作家、艺术家的“物”，都应该是他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多多少少给他们留下过一些情感震动的，比如一种自然物色（风景、动物和植物），一个人或一类人，一个事件等等。由于它们经常出现在作家、艺术家的生活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入了作家、艺术家的心灵，突然的一个机缘，与作家、艺术家产生了感应，引发创作冲动。当然，这种创作冲动的引发并非无缘无故，一定是作家、艺术家长期感知的结果。这就要求作家、艺术家要自觉地培养自己的观察力和感知力，尤其涵养艺术发现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在寻常之中发现不寻常，看见一般人看不见的东西，以显示创造的价值。
当下的文学艺术创作，审美自律依然是第一义。它是作品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的保障。文学艺术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是通过作家、艺术家纯正的审美心态实现的。这种纯正的审美心态作为审美自律的表现，有一系列非常复杂的心理过程。要实现文学艺术创作的审美自律，作家、艺术家除了保持虚静的无功利的心态之外，更重要的是深入现实，体验生活，在生活中悉心观察，深入体悟，努力寻求与物心有灵犀的一刹那。在这种情形下，“觉鸟兽虫鱼自来亲人”（《世说新语·言语》），自然而然地就会发生“感物兴情”，审美自律得到了完美的呈现。
“感物兴情”呼唤文艺创作的真诚
“感物兴情”作为文学艺术创作的一种方式和审美体验范式，其最突出的特征是真诚。这是“感物兴情”背后隐含的最可贵的品质。由于作家、艺术家的创作情感是由“物”自然、自由激发出来的，不是人为推动的，这就铸就了其情感的真诚。也就是说，“感物兴情”在根本上阻断了虚假情感生成的可能性路径，回应了中国传统关于文章写作和文学艺术创作的态度：“修辞立其诚”，“疾虚妄，求实诚”。无论自然、自由还是审美的自律，都有真诚作为依托，它们本身就是建立在真诚的基础之上的。这种思想观念对文学艺术创作具有普遍的意义。即便在当下，其理论价值也是无可置疑的。
文学艺术作品的艺术价值与审美价值的判定，不管依据的是自然、自由标准还是审美自律标准，其隐含的最本质的东西都是真诚。只有做到真诚，文学艺术创作才是自然的、自由的，才能实现真正的审美自律；离开真诚，文学艺术作品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就会丧失，创作行为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刘勰说：“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感物兴情”所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思想情感必定是“明雅”的，语言必定是“巧丽”的。“明雅”“巧丽”虽然表面看起来都是极为普通的词汇，不显得那么高大上，但是，内在的蕴含极为丰富。它们不仅是对文学内容与形式的最高要求，同时也是审美的最高要求，是最高的审美评价标准。“明雅”有鲜明、大明、明德、风雅、雅正之意，它是对风雅传统的高度概括。这种传统的源头是《诗经》。《诗经》作为经，早已成为中国文学的精神家园。先秦时期，人们从内容和形式上判定《诗经》是“言志”的、“无邪”的，是可以“兴观群怨”的。《诗经》传统就是风雅传统。这些内涵都包蕴在刘勰的“明”的言说之中。“巧丽”是“巧”和“丽”的结合，“巧”是艺术技巧的工巧，具体指文学的表现方法，它常常与“工”连在一起；“丽”是指语言，说的是语言的华美。究竟什么样的语言是华美语言？那是能准确表达思想情感的语言，是自然的语言。巧妙的技法和华美的语言结合在一起成就了“巧丽”。这是对文学形式的认识，也是对语言的认识。形式的完善是技巧作用的结果，任何高妙的艺术技巧和语言都不能摆脱“巧丽”。可见，在真诚的作用下，内容与形式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共同为艺术与审美服务，最终成就文学艺术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
这种思想对当今的文学艺术创作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当今的文学艺术创作存在着很多人们诟病的现象，如一些作家的文学创作虚情假意、矫揉造作，一些音乐的演唱、绘画与创作过分强调技巧、技法而忽视情感的油然而生等，都是对“感物兴情”的背叛。很多作家、艺术家没有去深入现实，悉心体验生活，再加之艺术素养、审美修养欠缺，思想境界不高，无法做到真诚感物。诗歌创作中的口水诗、废话诗等就是一些典型的现象。很多创作完全背离了“感物兴情”，使得诗歌沦为文字游戏，音乐沦为不和谐的噪音，绘画成为演绎抽象理念的丑陋色彩和线条。这些现象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
（作者系深圳大学美学与文艺批评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