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喜坤

迟子建的作品几乎都是在书写她熟悉的故乡，写大兴安岭北极村，写黑龙江哈尔滨。迟子建的文学根脉是多元的东北地域文化，她以此构建了自己丰富多彩、瑰丽迷人、神秘诡谲的文学世界。多元文化生成的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她的文学作品中十分耀眼。可以说，迟子建笔下的“非遗”书写颇具人文关怀，对弥合断裂的东北传统，打破文化传承的失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日常生活中色彩斑斓的“非遗”文化事象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地域有不同的“非遗”项目和“非遗”文化。地域文化不同，“非遗”的文化特征也不同。迟子建作品中东北地域独特的“非遗”文化事象，构成了色彩斑斓的传统文化图景，彰显出鲜明的文化特征。

严格来说，迟子建其实并没有写过真正意义上的“非遗”题材作品，但她的作品中却呈现出诸多“非遗”事象，如民间故事、民族音乐、民族舞蹈、民间技艺、民间俗信等。这在其早期的散文和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树下》《微风入林》《逝川》《白雪乌鸦》《烟火漫卷》《秧歌》等作品中可窥一斑。

《额尔古纳河右岸》是迟子建“非遗”事象最多的一部小说。民间的“泛神论”信仰为迟子建表现鄂温克人的神秘感铺垫了厚实的基础，她在写萨满文化的时候，不是奉行周作人所斥责的“野蛮的萨满教思想”，而是将萨满看成是对大自然的崇拜，具有传统神秘文化的特质。

“妮浩那天仿佛是又做了一次新娘，穿上萨满服的她看上去是那么的美丽、端庄。神衣上面既有用木片连缀成的人的脊椎骨的造型，又有象征着人的肋骨的七根铁条、雷电的造型以及大大小小的铜镜。她系着那条披肩，更是绚丽，那上面挂的饰物有水鸭、鱼、天鹅和布谷鸟。她穿着的神裙，缀着无数串小铜铃，吊着十二条彩色的飘带，象征着十二个属相。”

在迟子建看来，萨满舞是集舞蹈艺术、歌唱艺术和服饰艺术为一体的一种民族文化，也是一种令人骄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此外，小说中还有大量撮罗子、桦树皮、熟皮子、口弦琴、鹿哨、毛皮画等制作技艺，现如今，这些大都成为大兴安岭地区的国家级或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迟子建具有“非遗”事象的作品，更接近非虚构文学，多数是现实生活的具体投射，如《白雪乌鸦》中的京剧、秧歌等艺术，泥塑、草编技艺，春节、小年（祭灶神）、初七等节日，偏方、中医药知识，“粘豆包”“马上封侯”“加官受禄”等民间美食；《烟火漫卷》中的哈尔滨中华巴洛克建筑、满族秧歌、东北二人转等。迟子建作品中的这些“非遗”事象，主观上虽然不是为“非遗”传承而作，但客观上却起到了弘扬传统地域文化的作用，以它特有的艺术形式实实在在地保护“非遗”、传承“非遗”，实现了对“非遗”的有意识书写、无意识传播的艺术效果。

“非遗”书写中的地域性、反现代性及女性意识

地域性是迟子建“非遗”书写的首要特征。她的作品中的“非遗”事象根植于东北的文化土壤，有着鲜明的地域烙印。迟子建笔下有很多关于东北黑土地的节日风俗描写，如赏秧歌、端午节、划旱船、腊月忙年、元宵灯节等。《秧歌》中写主人公女萝喜欢看灯：“红的宫灯，紫的茄子灯，绿的白菜灯，粉的莲花灯以及八面贴满美人的走马灯。”《腊月宰猪》中描述进入腊月以后女主人准备年货的热闹场景：“女人们馒头、花卷、豆包、糖三角、枣山等五花八门地蒸个遍，鸳鸯、鲤鱼、荷花、山雀、菊花、百合花、小老虎的形象就在剪子曲曲弯弯地走动中脱颖而出。”此外，还有满族八大碗和秋林红肠、大列巴等食品。这种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为迟子建的作品增添了无限的美感和神秘色彩。

“反现代性”是迟子建“非遗”书写的又一特征。迟子建的小说创作中一直存在着乡村和城市、民间与现代这两组互为参照的概念，本质上可以看做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迟子建早期用启蒙观照传统，是有现代性的。后来，她的文化视野从乡村延伸到城市，开始对现代文明进行反思。在《群山之巅》后，她的作品呈现出鲜明的反现代性的特征。同样，这个时期作品中的“非遗”书写也带有了一定的反现代性色彩。如《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鄂温克人与驯鹿相依为命，在山林游猎，和自然搏斗，同日寇抗争，在传统和现代的挤压下生活。迟子建对民族和民间的书写，无疑选择了传统。即便是后来创作的《晚安玫瑰》和《烟火漫卷》等城市题材的作品，也被视为是民间性对现代性的“突围”。她对于民间性的选择，也实现了对“非遗”文化书写的保驾护航。

女性意识也构成了迟子建“非遗”书写的特征之一。迟子建在“非遗”书写的性别选择以及民间女性生态的具体考察上，具有鲜明的女性意识。在东北社会的文化脉络中，女性地位相对比较高，这在后来成为非物质遗产项目的鄂伦春萨满舞、东北满族秧歌、二人转（蹦蹦戏）中可以清晰看到。《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三位萨满除尼都外，杰拉和妮都是女性，男性多为拉马帮兵；二人转的“一付担”中，女性为正，端庄漂亮；男性为丑，滑稽幽默。同样在东北的满族秧歌中，女性是上装，服饰华丽、富贵典雅；男性是下装，穿着简单、扭浪逗丑。此外，桦树皮等各种技艺，以及民间美食制作和剪纸等主要“非遗”传承人也多为女性，这与其他区域“非遗”传承人男多女少的现状是不同的。

传承文化传统，挖掘“非遗”富矿

迟子建以文学传承传统文化，深入挖掘“非遗”文化这一富矿。在《白雪乌鸦》中，迟子建形象地介绍了“人日子”（正月初一到初十分别是：一鸡、二鸭、三猫、四狗、猪五、羊六、人七、马八、九果、十蔬）。

“初七、十七和二十七，被称作‘人日子’。传说初七是小孩的人日子，十七是青壮年的人日子，二十七是老年人的人日子。到了人日子，有吃面条的，也有吃小豆腐的。吃面条的，说是一年顺顺溜溜;吃小豆腐的，说是一年福气多多。不过，不管吃什么，逢七的夜晚，人们是不点灯的，为了让老鼠趁黑娶媳妇。老鼠娶上媳妇，有了戏耍的，没心思糟蹋粮食，人间就是丰年了。”

这类描写还有《守灵人不说话》中的丧葬礼俗、《清水洗尘》中的腊月习俗等。在让读者了解民间习俗的同时，也以日常生活的鲜活方式传承着属于东北民间的传统文化。

乡村城镇化导致少数民族文化和乡村民间文化遭遇到比较严重的生存危机，很多优秀传统文化随着时间的推演，逐渐失去了民间传承的链条。民间文化和家文化的式微、网络文化的侵袭、碎片化信息的流行，致使青年一代对中国传统文化知之甚少，甚至不了解“端午节”“火炕”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沿革。这种文化失语和传统断裂的困境，使得“非遗”传承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学创作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播。迟子建用语言文字打造了一个丰富而驳杂的文学世界，她以多元视角聚焦“非遗”事象，用文学实践传承传统文化，是一种打破文化失语、弥合文化断裂的有益尝试，对于“非遗”甚至“后非遗”时代的文化传承，乃至增强国人的文化自信，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作者系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东北抗战文学研究”（22BZW142）、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北解放区文学与新中国文学发生研究”（22&ZD27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