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一切文艺形式间的“硬通货”，是一切艺术形式的重要母本，为其他艺术门类的发展供应了不竭的原动力。12月2日至3日，根据莫言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话剧《红高粱家族》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演出。火热的高粱带来视觉的冲击，热血的舞台冲散冬季的严寒，观众对“红高粱”的期盼与感受，最终化为谢幕时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12月3日，演出结束后，《文艺报》社和江苏大剧院共同主办了话剧《红高粱家族》专家研讨会，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邱华栋，中国作协副主席莫言，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邓凯以及江苏省文投集团总经理叶飚荣出席并致辞。导演牟森、制作人李东、出品人廖屹作为主创代表分享了该剧的创作历程。刘震云、格非、欧阳逸冰、陈晓明、张清华、贺绍俊、李洱、刘琼、宋宝珍等专家学者参加研讨。研讨会由《文艺报》副总编辑岳雯主持。

从文学到舞台，发掘经典作品的精神内核

1986年，莫言中篇小说《红高粱》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引起巨大反响。随后他又创作发表了系列中篇《高粱酒》《高粱殡》《狗道》《奇死》，五部分共同组成了莫言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30多年来，这片火红的高粱地早已蔓延出文学的地界，以不同艺术形式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文学作品的戏剧改编，已经成为当下戏剧创作的热点，尤其是多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被搬上舞台，更体现了文学与戏剧的紧密关系。”邱华栋在致辞中表示，通过小说《红高粱家族》这部作品，莫言把他的“高密东北乡”安放在了世界文学的版图上，“红高粱”也成为高密的文化关键词。他谈到，新时代文学要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需要写作者创作出更多讲好中国故事、提供智慧和力量的文学作品，也呼唤着新的文学内容、文学形式和文化形态，要让更多优秀文艺作品润物细无声地融入到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中去。“从文学经典到舞台精品，江苏大剧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发掘文学经典的优秀精神内核，将原著经典内容呈现于话剧舞台上，塑造了有血有肉的人民史诗，演绎了原著中生生不息、不屈不挠的‘红高粱’精神。”

莫言在致辞中说，小说《红高粱家族》曾被改编为舞剧、京剧、评剧、豫剧、晋剧等多种舞台剧类型在国内外演出，但受舞台演出时长所限，改编内容多以《红高粱》和《高粱酒》为主，对其他3篇小说的内容很少涉及。在江苏大剧院和主创团队的共同努力下，话剧《红高粱家族》首次对小说内容进行了完整呈现。莫言去年曾在江苏南京观看该剧首演，此次又观看了全国巡演北京站的演出，他感到此次演出有了很大改变和提升，剧情衔接变得更加流畅。莫言感谢台前幕后所有演职人员为此付出的努力，他表示：“尽管每个故事情节都非常熟悉，但还是感觉被表演牵着心，往前一步步地推进，某些关键情节也确实让人热泪盈眶。”

“优秀的文学作品就像变形金刚，金刚之身是它强大的精神内核，千变万化则是它丰富的可演绎、可再造、可生发的艺术形式。”邓凯在致辞中说，话剧《红高粱家族》让文学读者与戏剧观众感受到莫言文学经典长盛不衰的持久生命力。该剧凝结了众多优秀文艺工作者的心血，反映了莫言长篇小说的气质品格，多维度、多方位刻画了中国大地上顶天立地、不屈奋斗的人民群像，书写了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我们看到，一台鼓风机、大面积的红，演员们舒展摇曳的肢体，就像红高粱真正在舞台上生长。以‘颂歌’‘挽歌’‘赞歌’为主题动机的配乐，更进一步将小说语言转化为视听一体的震撼体验。”

导演牟森谈到，话剧《红高粱家族》已经演出41场。从第一场到现在，主创团队不断吸收现场观众的反馈，经历数轮打磨和调整，如今呈现在舞台上的样貌与首演时已有了较大改变。“两个小时的时间，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可能看不完一部长篇小说，但却可以让他们在剧场看到形象立体的故事演绎，深切感受到文学和艺术的魅力。”

叶飚荣在致辞中表示，江苏省文投集团和江苏大剧院将一如既往、全力支持文学作品搬上舞台。“艺术都有文学的基因，我们将更好地尽好文化企业的责任。”

从还原到再创，实现小说语言的视觉化舞台化

“这部话剧让我感受到了莫言小说语言的魅力，看似最终归于平静，但平静里又蕴藏着另外一种激情。”刘震云谈到，《红高粱家族》与同样由牟森执导的话剧《一句顶一万句》一样，舞美都非常简洁，但舞台包含的内容又非常丰富。不同的是，《红高粱家族》的故事结构与人物关系复杂，剧情进展的速度也很快。从20世纪80年代就领军先锋话剧的牟森，再一次以他对当代话剧的理解，以其对中国话剧发展方向的思考，在舞台上较好呈现了莫言文学作品中的激情与想象。

陈晓明认为，《红高粱家族》展现了莫言语言的力道，他把语言擦得锃亮，让语言回到了高密东北乡，这是他的一部归乡之作。“剧中九儿的语言是非常鲜艳、妩媚的，带给观众自由流动之感。余占鳌的语言则展现出他灵魂中的力量感，活灵活现地为观众呈现出一个敢闯敢拼、天不怕地不怕的形象。”对于如何在话剧舞台上表现出小说语言的抒情性、修辞感及其隐含丰富的意向性，该剧做出了有益探索。

在乡村长大的格非被剧中所呈现的浓郁乡土风情所打动，观看演出让他的思绪和情感“一直沉浸在对莫言小说的回忆当中”。他谈到，这部剧还原了小说中高密东北乡的质朴面貌，特别是剧作的叙事框架较为成功，5篇作品被重新分割、拼接，镶嵌进一个完整的叙事之中，很见功力。他表示，该剧的时间线明快简洁，不同部分之间实现了自由灵动的切换，为现代舞台艺术的表现形式提供了一系列新的可能。

在刘琼看来，文学作品的戏剧化改编在某种意义上像是裁缝的工作，怎么将这些已有的“布料”进行合理的拼接、剪裁，使之成为美观得体的衣服，这就需要创作者在精准把握原作精神的基础上，发现、发掘甚至深化作品的内涵与外延，表达出改编者富有创意的阐释和思考。

李洱认为，小说《红高粱家族》描绘了一个感官的世界，莫言用他的修辞写出了一种“感觉”的复活。要把这种修辞转变成舞台修辞，需要做出大量的调整，这仍是一个有待克服的难题。话剧《红高粱家族》将小说故事抽离出来，综合运用音乐、舞蹈、舞台装置等形式，通过大面积的色彩和演员肢体的表现力，把观众带入那片通红的高粱地，用戏剧的形式尽力呈现小说原著的丰富性，带我们重返20世纪80年代，演出了这个时代才会有的舞台剧。

从文学性到戏剧性，既忠于原著又不亦步亦趋

近年来，话剧舞台越来越重视文学性的回归。欧阳逸冰认为，小说《红高粱家族》被多次改编，体现了中国当代戏剧的审美趋势。这部剧用戏剧思维重构了小说原著的“五个打破”，即打破老故事、老思想、老套路、老人物、老语言，体现了文学对戏剧的滋养。在他看来，不管是改编作品还是原创作品，都要为故事在舞台空间中的演绎寻找到一个站得住的主题内核。“戏剧的文学性、叙事性也可以在音乐、灯光、意象等不同舞台元素中生长，通过多种艺术手段将文本中的内容形象化、舞台化，这样才能更好调动观众的体验与感知力。这部剧把小说中人物的灵魂在命运面前嘶吼的状态展现得淋漓尽致，无处不在的意象也将人物内心深处的复杂性、多样性表现得十分充分，符合当代观众对于戏剧艺术的精神需求。”

“话剧《红高粱家族》保留了莫言原作中‘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英雄好汉、最能喝酒’的乡村史诗般的格调。剧中呈现的高密东北乡是中国社会的缩影，观众能够在激烈的戏剧冲突中感受到那片土地上的人民敢爱敢恨的个性张力和喷涌旺盛的生命力，原作文字带给我们的震撼，通过舞台被表现和传递出来。”宋宝珍认为，戏剧的文学性不仅体现在语言和文采上，更重要的是要有戏剧的韵味，有诗意的表达流淌其中。“我们强调文学性和戏剧性，其实是希望戏剧作品在揭示人性的多样与复杂上有所突破，最终回归到对人类命运和民族未来的真切关怀上。”

（下转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