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不寒
作家滕非是一个长期有志于传记文学的作家，对宋代历史亦有深入的沉潜钻研。《包拯传：大宋孤勇者》是他继《庙堂与江湖：范仲淹传》之后，最新推出的长篇人物传记。与前作传主范仲淹一样，包拯同为北宋重臣，亦是已成文化符号的历史名人，星辰河岳般站立在不朽者的行列。相对而言，人们关于包拯的想象掺杂了更多的演绎成分。在一般性的认知或想象中，包拯是一副青天大老爷的形象，稳坐开封府衙。他断案如神，铁面无私，并且这张铁面有着黝黑的色泽。这样的形象虽则满足了大众的心理期待和历史文化想象，却与史实存在着一定出入。
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鲁迅所谓“民族脊梁”般的为民请命者，包拯的人生历程和精神世界实在有必要得到系统的考镜，以免其像鲸鱼入海，在历史滚滚的波涛中被隐去真实面目。滕非这部新作充分显示出在史海中钩沉这条“巨鲸”的抱负。经过《庙堂与江湖：范仲淹传》一书的有效实践，在对相关材料的占有、对北宋社会历史的熟悉，以及对传记文学写作理路的把握等方面，滕非都有了更为深厚的积淀与经验。整部《包拯传：大宋孤勇者》显得翔实细致、繁简有度，并且笔调从容，畅然可读。
《宋史》中的《包拯传》仅500余字，包拯的生平散落在各种奏折、方志、家谱、野史、散文及随笔中。《包拯传：大宋孤勇者》广泛搜集、甄别了这些文献材料，并以熨帖的想象、同情的理解补充还原了诸多社会的、生活的、心理的细节，力图完整而生动地勾勒出包拯的一生，再现一个面目清晰的包拯形象。
纵观全书，在按时间顺序为包拯作传的基础上，作者还以事件、主题以及人物等不同的分类方式，叙述包拯的仕途经历与政治作为。我们试以作者对仁宗皇祐二年至皇祐四年包拯知谏院这一经历的书写为例，来略做分析。据作者统计，知谏院期间，包拯一共向朝廷递交奏议73折次，其中最重磅的是对大臣的弹劾。在这一部分，作者以被弹劾人物的重量级别，以人物为单位来分节讲述他们与包拯之间的故事。除此之外，包拯的议奏还涉及很多其他内容，作者没有流水账一般地转录那些奏章，而是依照这些奏议所涉及问题之不同，将其分为五类，依次为“关于天文、自然灾害与国家命运的见解”“论朝政和人事”“论大臣操守职责”“议论时政”“论水利”。这样不但层次分明地说明了传主所关心之问题，鲜明地展现出传主的精神面貌，同时也让行文显得自由不拘而富有变化。
《包拯传：大宋孤勇者》对包拯形象的还原——毋宁说是塑造，也比较成功。历史本身就处于我们的叙述之中，而所有的叙述都具有倾向性与虚构性。在滕非的书写中，我们不难看出，对大宋的民生吏治、旱涝饥馑、官员履职情形、军队驻防状况等问题的持续关注和费心费力，构成了包拯仕途人生的底色。同时，作者也指出：“包拯是一个深谙百姓疾苦、洞悉官场潜规则的人。”他固然刚直犀利、疾恶如仇，但也并非是毫无城府和计谋的莽夫。对“官场潜规则”的洞悉，并不说明包拯是一个世俗甚至庸俗之徒，反而是他智慧的一种表现。而所谓“知世故而不世故”的秉性，洞悉潜规则而不潜规则的坚守，更有力也更真实地刻画出一个完整而高贵的灵魂。
当然，“不虚美，不隐恶”一直是著史的基本伦理，此伦理同样也适用于传记文学。在对包拯的形象塑造中，滕非毫不避讳地引用了欧阳修等人对包拯“学问不深，思虑不熟，而处之乖当，其人亦可惜也”之类的保守评价。虽然作者对此引而不论，但也足以把读者带回包拯担任谏官时的历史现场中，一窥时人眼中的包拯，了解到包拯其人与北宋朝堂的复杂性。
尽管《包拯传：大宋孤勇者》一书主要关注的是传主的仕途生涯，但对一部传记文学来讲，仅仅书写传主的政治作为是不够的，那会让人物缺乏烟火气息和血肉温度。因此，书中还介绍了包拯的成长环境、感情经历以及家庭情况。像《朝堂重臣》一章中，“真正让他难过的是自己年老无后。儿子死了，唯一的孙子也死了。每当想起这些，包拯就难过得一句话都不想说”这样的句子，显然有虚构的成分，但因为作者在想象的基础上，对古人寄予了一种同情，我们也就并不觉得这样的细节失真。事实上，唯有在这种同情之理解的基础上，传记文学的书写才会显得活泼而真实，并且动人性情。
需要指出的是，对包拯真实形象的努力钩沉，并不是为了推翻甚至否定传奇小说中的“包青天”想象。滕非兼具小说家的身份，在《少年底色》一章中，谈到古代野史稗说对包拯形象的塑造时，他就站在小说家本位径直指出：“宋代文化产业比较繁荣，随着各类笔记小说的出现，人们对当时的物产、风貌等社会现象有了十分精彩的描述和见解。尤其记载名人的轶事典故，更是言简意赅又文思隽永，因此也广为后世流传。这些类似《世说新语》的笔记小说比起正史，往往更能把当时一些重大人物和历史事件记录得丰富精彩。”有鉴于此，滕非在行文中大量征引有关包拯的传奇小说、民间逸闻以及影视作品，将之与信史记载相互作证。当我们尽可能地逼近历史真实，再回头去看关于包拯的那些文学艺术书写，恐怕会另有一番感想。换句话说，我们约略能从滕非的写作中，看见现实是如何被转化为文学的某些规律现象；而这些规律现象中，又进一步揭示出我们民族历史文化想象的心理图式。
正如美国叙事学家罗伯特·斯科尔斯在《叙事的本质》中指出的那样：“对于同一个人物，我们既可以关注其个体化的特征，亦可以将其视为某一宏观体系的组成部分。”在滕非的叙述中，包拯既是正直官吏中的一员，也是通过奋斗实现人生目标的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更是在俗世洪流中坚守自我的一员。当然，他也是带着一腔孤勇，固执地越过重山后，重新理解人生的一员。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一坚韧、伟大而又孤独的灵魂，都值得我们在今天重新去钩沉、检视与体悟。在历史这一面古老的镜子之前，《包拯传：大宋孤勇者》既包含了社会政治方面的教益，也蕴含了遥深的人生启迪。我们相信，只有当一部传记文学显现出这些质素和向度时，它才能获得其存在意义及流传价值。
（作者系云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