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历史学家卡尔·阿博特曾在《未来之城：科幻小说中的城市》中感叹，构想城市这件事在科幻书写中难度极大。因为在幻想世界中，城市及其构成方式，既是使其区别于现实世界的重要来源，也是积极推动情节发展、驱使主人公做出选择的基本依据。可尽管城市如此重要，在将其写入幻想作品时，人们所能依靠的可信资源，所需遵循的抑制条件，却远比根据物理学规律建造一个可信的星球要少得多。换言之，在阿博特看来，居于地球之上，当科幻小说家们拿起笔来，试图通过想象来书写我们日夜身处的城市时，其遭遇的困难比构想一颗遥远的星球反而来得更多。
同样爱好科幻，身为建筑师的矶崎新对此的看法略有不同。在一篇名为《城市破坏业KK（株式会社）》的短文中，他将现代城市描述为一个通过交通事故、水灾、火灾等种种意外便可以轻松杀人的大魔头。有了城市这一超级杀手的存在，原来本分敬业的职业杀手就此失业，于是杀手想要组建一个公司毁灭城市。可杀手发现，实际上无法通过物理的或废除规章制度的做法——比如摧毁建筑物、道路，取消交通信号，废除街道名称等等破坏城市。陷入混乱或夷为废墟的城市仍能复活。由此，矶崎新得出结论：城市实际上是一个抽象的理念，它只存在于市民们彼此之间的协商、约定、传播和继承的过程之中。我们习以为常的、拥有具体形状面目的城市，不过是这种协商、传播和继承所形成的一时一地的副产品罢了。
长久以来，越是身处于由城市化而迅速膨胀的社会之中，人们就越是迷信于城市自身的力量，将其奉为不可驯服的庞然大物。矶崎新认为城市是一个依赖于普通市民间的协商传播而形成的理念，也因为如此，唯有形成不同的城市理念、不同的乌托邦构想，才能对其实施变革、摧毁或更新。
而在虚构世界中重构城市的难度在于，志在重新构想城市的小说家，究竟要如何与城市生活中的普通一员拉开距离，在虚构世界中形成新的城市理念，在之后的传播中静待它的蔓延与发酵？构想城市是稀松平常、人人为之而不自知之事，以想象力著称的科幻作家，不过是更善于将城市的某个部分推至极致，构造出有所针对的理念和形象。如此被构想而出的科幻之城，势必或多或少对既有的城市有潜移默化的翻新、改造或颠覆之功。
经典科幻小说中的城市形象，多是这两个方面彼此交织、左右互搏后的成果。以创作《时间机器》的威尔斯来说，19世纪被资本和权力一分为二的冷酷城市，越演越烈的阶级对抗，既构成了其展开想象时的基本条件，却也使得他将城市推至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不愿意面对或刻意回避的极端。由埃罗伊人和莫洛克人这两个世界组合而成的骇人未来由此出现；人类文明的退化衰亡，在这种想象里更是令人触目惊心。同样地，在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中，无论是由顶棚彻底覆盖包裹，一切皆为室内的帝国，还是那一颗豪华庄园、庞大地产都仅供一人居住，只承认一个主人的星球，都是对美国大都市某一项特征——比如城市与自然的隔绝，一味尊崇私有制等——的捕捉与铺陈，将其放大夸张。而在阿瑟·克拉克的《城市与群星》中，城市（迪阿斯巴）和乡村（利斯）成为地球上两种高级文明的代表。城市文明中的一切都是人工的设计与建造，高度依赖机器且对外封闭，并为此构建起了阻挡外在一切的高墙。与之相对，乡村文明则建立在使用心灵的力量之上，依靠着各个村落各不相同的文化发展起来。在很长的时间段里，它们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孤立地各自演进。而最终打破这一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的却依旧是一个城里人。显然，这种对城乡关系的温和想象与批评，也只有在彼时稳坐了现代化头等车厢的美国社会中，方有可能展开。
很大程度上，当代科幻小说对于城市构想，同样延续了这一方式。比如，兼具奇幻与科幻创作才能的英国作家柴纳·米耶维，在《城与城》中将当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歧视问题——无论这一歧视是源于阶级、种族还是性别，演绎为在两座明明彼此重叠的城市里，人们却必须依据法律，选择性地看不见对方才能维持既有的城市生活。
然而时隔多年，当科幻小说继续如此构想，创造出种种分享了（反）乌托邦属性的城市时，让这一部分城市理念得以传播和发挥作用的社会条件，却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巨变。科幻小说在初兴之时，作为“一种意识到了更多可能性的亚文化”，它的诞生与整个20世纪初期对未来的乐观主义思潮相呼应。但这一状况，却在过去的百年间被大大改写了。对于今天已经错过了高速发展的全球化，却持续承受其负面效应的大多数人来说，未来必然有所不同，且充斥着各种可能性的信念业已衰微。人们普遍失去了面对未来时的兴味盎然与懵懂激情。特别是对于那些在21世纪才赶到这个星球的年轻人来说，尽管现实令人不快，却也不再有能力想象“一个比我们已获得的世界更好的世界”。
与此同时，伴随着网络和自媒体平台的出现，矶崎新意义上的城市不仅在地理上、形式上变得更为强势，更是获得了在数码世界里的无数分身，变得越发片段、零碎与顽固了。在这样的时刻，突出其中的某些具体特征——比如“房价之贵”，虽可以快意恩仇，抒发现实生活中的压抑郁闷，却已很难对作为理念的既有城市发起真正有力且颠覆性的挑战。
因此，要在当代社会继续构想科幻城市，或者说，更精准地理解科幻文学与城市间的互动，我们需要做得更多。首先要做的是重审科幻城市与未来之间的关系。如若不然，科幻小说只是用各种高科技塞满城市这一空间，在本质上却将城市与当下更紧密地捆绑到了一起，不再向无限可能的未来真正敞开。由此，我们也就需要追问一个问题：新世纪的科幻文学，既然错过了城市与未来必然合体的蜜月期，那么，构想科幻城市的创作者们，究竟仰仗或依据什么才能重新获得审视的距离，再次建立城市与未来的关系呢？
就此而言，过往的乌托邦如何被构建的思路便值得细细回味与认真揣摩。比如，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显然，构成莫里斯式的距离的既非物理技术，也不是新的城市设计，而是对于平等与自由的向往，对于异化的深恶痛绝。如此一来，城市和技术在其所描摹的20世纪的未来反而显得并不重要。因为在实现了城乡融合的大伦敦中，人们发明和取舍技术的标准只有一个：它所带来的工作和社会生活是否真的具有乐趣。人们认可的乐趣不是赚更多的钱获得财务自由，而是通过彼此合作和挑选工作事项来寻找真正的兴趣和友谊。凡是让人的工作变得枯燥无味的技术、机器乃至产品，一律不取。对今天不卷起来便不足以应付科技的推陈出新的人们来说，如此展开社会生活、取舍技术的原则，何尝不是更具科幻色彩的脑洞一种？
再比如，《大同书》中的山顶城市。很少有人将康有为的《大同书》视为一部科幻作品。然而，当康有为在《大同书》中以宇宙为框架，以地球为单位来展开未来想象的时候，他提出，城市首先应当建立在山顶之上，其次是遍布到江河湖海，最后要建立在空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他看来，造成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终极根源，在于“气”的不平等。若每个地球人都能利用四处行走的“飞屋”与“行室”，获得养成通畅气性的工作生活条件，那么人人平等的大同基础便得以确立。这一点构成了大同世界中城市想象的基本理据。于是在这里，城市的设计与形状，住宅的公有与移动，既不是为了聚集经济文化，也不是贪图交通便利，而是首先取决于“养气成天民”的需要。
无法一一列举过往城市构想中各具特色的那一条城市与未来间的明确连线,但不管处于何种困难局面，幻想城市之人，总是首先围绕着社会生活的美好与快乐展开新的构想。在此基础上，幻想中的城市作为一种理念的力量，被源源不断地构筑起来，成为不同于当下的新现实。由此来看，将科幻文学与城市乃至狭义的技术科学高度绑定在一起，不过是20世纪后半叶方才形成的短历史。而在更漫长的幻想文学的历史中，则始终潜伏着一套对城市和技术完全不同的幻想思路。那就是，区别于资本逐利的既有方案，将它们放在社会生活的整体中加以评估与谋划。
或许，放弃对城市的乌托邦想象，或拘泥于城市业已等于未来的陈规，是我们这个世代特有的盲区。在这样的时刻，重提科幻城市作为一种乌托邦的理念，重视其与未来发生关系的超能力，则是迈出盲区的第一步。
（作者系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