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中国工业题材小说创作的重要作家，草明通过扎根工厂，创作出了《原动力》《乘风破浪》等意义重大的小说。相较于作品的意义，文学研究界给予草明的关注一直似乎不够，对于她作品的认知与解读也相对标签化与符号化。草明的新中国工业题材小说，因为创作时的历史环境，确实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观念先行、人物简单化等问题，但也仍然有许多极具阐释空间的文本内容值得探讨。比如草明设置工人恋爱情节时折射出的城乡观念问题，可以与1980年代路遥的一系列小说做对照。

与此同时，在对草明的研究中，还明显存在一种非常不平衡的现象，即对于她自上世纪40年代末以来作品的关注，要远远高于她创作于30年代的早期作品。这一点，通过2009年出版的《草明研究资料》的文章汇编能够非常清晰地看到。草明自己大概也认为，相较于她的早期创作，上世纪40年代以后的小说创作要更加富有意义。她曾在不止一篇文章中将自己创作上的转折指认为1942年毛泽东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面简称为《讲话》）。草明认为，正是《讲话》使她意识到自己过去主要以“缫丝女工”为主题的小说，只是一种旁观式的经验写作，“仅仅停留在感性认识上，不是有意识地深入生活，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分析他们的生活与阶级关系”。（《草明文集》作者自序）正因如此，草明在《讲话》之后，尤其是从上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主动前往工业区长期生活，尝试用参与者而非旁观者、回忆者的身份来创作。值得说明的是，这种转折实际上指的是创作方式与观念上的转折，在创作内容上，草明在1938年就已经发生了一次转变：由于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在各地辗转的草明几乎已不再创作工人小说，转而写作宣传抗日的小说。

不过，草明在上世纪30年代的创作却未必像她自己认定的那样幼稚，茅盾就曾在介绍《草鞋脚》的时候，认为她当时的作品风格已经非常成熟。在草明30年代创作的中短篇小说中，她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由她经验编织出来的世界，这个世界关于城市、工厂以及底层劳动者，在不同的小说中都可以看到作家本人成长过程中生命体验的浮现。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作为小说构建材料的经验，不是一种简单的价值判断，而是复杂的真实生活与情感、相悖的品质在小说中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者”身上交汇。这正是今天重读上世纪30年代的草明时，最应该捕获到的东西。

草明在自传中聊到童年生活时，专门提到了顺德妇女们“不落家”的习惯。所谓“不落家”，即女性象征性地出嫁，无须依仗夫家生活。这种充满女性主义色彩的生活方式，源于乡镇民办工厂给女性提供工作，让她们拥有了经济独立的可能。正因如此，草明认为工厂是孕育妇女独立精神的空间。然后她才提到，在这些乡镇工厂的劳动中，女性确实不可避免地受到诸多的压迫与剥削。也即是说，草明在成长过程中体验到的工厂世界，并非一个单纯的阶级斗争场所，它首先作为一台现代性装置存在，在运转过程中不断地将女性从传统的乡镇生活与家庭伦理中解放出来，其次才是阶级矛盾的萌发之地。

正是对于工厂双重效应的感受，使得草明在她上世纪30年代的小说中，一方面对于以缫丝女工为代表的底层劳动者表现了无限的同情，另一方面又对工厂的正常运行有着某种隐含期待。这种期待还来自20世纪初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伴随着大量外国资本的涌入与城市工厂的兴建，乡镇民办工厂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逐渐衰败，由此在后者中劳动的女工们被迫离开家乡前往城市，《倾跌》《晚上》《隔世的犯人》等小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故事。尤其是《倾跌》，草明在这篇小说中描写了3个被“挤出”工厂的女工，到城市求生然后一个个堕落为娼妓。这样的故事显然与曾经充满着女性主义光辉的缫丝女工形象，形成了富有悲剧意味的对比。草明创作于1937年的中篇小说《绝地》是一个更明显的例子。草明自述《绝地》试图通过描写工人家属的生活反映橡胶厂工人的罢工斗争。然而《绝地》的主人公，橡胶厂附近卖粥为生的真嫂和她的儿子，在小说中遭遇了两次重大的打击，第一次是因为工人罢工导致卖粥生意无法继续，几乎饿死，第二次是因为政府征地拆掉了她居住的草棚。在罢工造成的饥饿事件中，真嫂的儿子细牛甚至为了填饱肚子学会了盗窃。如果说，女工们的堕落还能够归咎于城市的诱惑，那么细牛的盗窃便直接指向了工厂的停摆。也正是工厂的复工，终结了这一次饥饿事件。类似地，《绝地》中还有许多细节，比如罢工多日以后，真嫂试图去寻找组织罢工的陈永年，却遇见了一对工人夫妇正因为失去收入而争吵。还有一位老妇人告诉真嫂，大家都指望着工厂吃饭，罢工以后大家的脾气都变坏了起来。

身处左翼作家阵营的草明，当然不是在诬蔑工人罢工的正当性，只是在创作中融入了某种来自早期生命经验的思考，那些依附工厂而生存的普通人，在工厂终止运行的时刻会走进怎么样的生活呢？在我看来，这种充满自省性的思考是有力的，因为它面向的是具体人的遭遇与创伤，而非某种抽象的理念，尽管这种反思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会变为指向作家本人的一把匕首。在这一点上，草明无愧于说自己曾经吃过“鲁迅的奶”。

草明对工厂的复杂心态，也延伸到了她对于城市的认知中。草明笔下的城市充满着阶级不平等的生活景观与底层劳动人民被迫堕落的故事，但与此同时，她一再试图让那些堕落故事的主人公们坚守在城市之中。当《倾跌》中的苏七无以为生想要回乡时，她的表妹却劝告她：“万万不要回去，我们乡下，就是饿鬼也不许你做阿。人没有坐着等饿死的，两餐总得弄来吃，就算抢吧，偷吧，做坏人也得在城里。”从这个意义上说，草明虽然曾经自我批判这一时期的小说语言欧化，但和西方小说其实有着某种本质上的区别。面对城市与现代化带来的种种灾难，西方小说总是试图想象出一个田园牧歌式的乡村世界，以此作为一个逃避的终极地点。草明拒绝这种幻想，她坚信妇女需要坚守在城市中，在这里才可能走向主体的现代化与独立。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草明对于缫丝女工们在城市中的堕落，并非完全是知识分子式的悲天悯人。在《魅惑》中，草明借角色之口质问，如果是为了生存，摘桑、缫丝和当私娼哪一项是较为高贵的事业？在《倾跌》的结尾，当“我”看到阿屈和苏七行走在被巡警抓捕的妓女队伍中时，草明没有悲天悯人地让人物开始控诉命运的不公，恰恰相反，她写阿屈倔强的脸就像“已经知道了她的勇敢的伙伴们在热烈地等着她”。从某种意义上说，《倾跌》可以视作蒋光慈《冲出云围的月亮》的颠倒叙事。染上梅毒的王曼英通过成为纱场女工重新获得了回到革命者阵营的允诺，苏七恰恰是被工厂驱逐到城市之后，以身体的堕落与城市签订了短暂的生存契约，在这个过程中草明为读者展现了左翼文学中并不常见的另一重身体叙事逻辑：女性的身体不再仅仅作为革命隐喻的附庸，而是重回具象的个体生存问题上。

草明的另一篇小说《进城日记》恰好可以和《倾跌》形成一组对照。在这篇小说中，她也描写了3位女性，曾是女学生的四嫂和五姐，还有原本反抗包办婚姻的女工人桂英。她们曾经或是反对婚姻，或是憎恨男性，但最后都放弃了自己的观念，成为家庭与婚姻的附庸。主人公在小说最后说，自己要离开“这些废物，另外再找几个朝气蓬勃的姊妹住在一起”。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离开的动机来自主人公无法忍受永远被社会所遗忘。这是一次自我的发现，是主体意识的独立确认。这当然与城市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倦》中，草明就讲述了一个摆摊为生的男人，如何在观摩一场运动会时萌发了让自己的孩子也开始运动的想法，尽管这个想法很快夭折于生存带来的疲惫之中。但不可否认的是，城市生活的景观在无法遏止地促使底层劳动者萌发种种关于现代生活的想象，这种现代性想象正是他们开始思考自我生存状态的重要前提。

正因如此，草明的小说中其实同时蕴含着阶级问题与现代性问题，这两者彼此交织成了一个复杂的真实世界，一方面阶级问题带来了底层劳动者的不幸故事；另一方面，由于现代性的存在，无论她们如何不幸，都不能脱离诸如工厂、城市等现代性场所。其实，这也成为了上世纪40年代以后草明小说继续处理的问题，只不过那时互相交织的是实现工业化与实现社会主义这两个新中国的重要目标。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草明在《没有了牙齿的》这一篇小说中，借一位掉完了牙齿的老妇人向读者讲述了一个寓言：“一只疯狗，谁都要鄙弃它。它一定是给主人毒打过，或是他们吃掉了它的小狗，它才发狂的呀。主人的威势，是吓服惯了它的，它能反抗他们什么呢？那只有向其他的人乱咬来发泄它的愤怒罢了。”之所以要提起这个简单的故事，并称其为寓言，是因为它几乎成为上世纪30年代草明构建底层劳动者形象的行动指南。

在草明这一时期的小说中几乎无法找到一个纯良的底层劳动者，在大多数时候，草明拒绝以阶级作为标准制造一个个符号化的人物，而是试图还原出底层劳动者是怎样复杂的个体。《病人》中的中年妇女嘴上嫌弃花柳病人，却在护士对病人不耐烦时也白了护士一眼。《绝地》中的看门人老马，平日总是嘲讽真嫂，却是在饥饿事件中第一个把钱借给她的人。最好的例子来自《小玲妹》，草明在里面塑造了一个时常因生计而酗酒，并对继女发火的父亲，然而当继女因意外去世以后，他却比任何人都要痛苦与悔恨。对于草明来说，底层生存者身上的不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制造了这种不堪的源头。所以在《骗子们》中，当了巡警的富生屡遭堕落的女性欺骗后，他并没有愤怒，而是不断地追问，究竟是谁夺走了她们的灵魂。

草明并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启蒙者，所以她真切平等地复述并接受底层劳动者的复杂。同时，她也不是一个绝望者，因为那个疯狗的故事我并没有说完。她在最后告诉我们，终有一天疯狗会反口要了主人的命，她在等这样一个时刻的出现。或许这两种品质，在上世纪30年代就已经预告了她的未来。她会走进充满着希望与未来的新中国工厂，在与工人们的共同生活中完成剩余人生的所有事业。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