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纂史诗《格斯尔》过程中，如何展现“本真性”“审美性”“交融性”一直是困扰我们的难题。笔者将以新疆民协上世纪80年代田野调研搜集的卫拉特《格斯尔》为底本展开探讨。

1979年新疆成立了搜集整理《江格尔》工作领导小组，1980年成立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新疆分会，展开了史诗《江格尔》的搜集整理工作。其间，托·巴德玛、贾木查等老一辈民协文艺家在搜集史诗《江格尔》的同时，也搜集了《格斯尔》，并发现了五十多位格斯尔奇。1991年出版了12章的卫拉特《格斯尔》。除新疆学者外，如北京的斯钦孟和、安柯钦夫，青海的玛·乌尼乌兰、珠格德尔玛等学者深入新疆展开了卫拉特《格斯尔》的搜集和整理工作。近年来，《江格尔》《格斯尔》研究室深入新疆卫拉特地区开展非遗保护工作时，也发现卫拉特《格斯尔》在演述过程中“增加”了一些“新”内容。这些呈现差异性的版本为我们的编纂工作带来了欣喜，也增加了难度。

基于口头史诗学、演述理论及民族志诗学的学科立场，新疆民协按照科学性、广泛性、地域性、代表性为原则编选了以往已搜集的青海的卫拉特《格斯尔》和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伊犁和塔城地区的卫拉特《格斯尔》，对其进行翻译和整理。同时，通过多次田野调研搜集传承人演述的卫拉特《格斯尔》，对其进行视频资料的翻译和文本的整理工作。目前，已收到的翻译在文体和内容方面相对统一，格斯尔奇的演述也基本遵从演述传统。

结合《大系》体例编纂要求和编委会专家的建议，以及编纂者积累的实践经验，我们提出几点：尽量保持史诗的本真性，同时也充分考虑其审美性以及新语境下的交融性。

本真性。本真性指一个人不同于他人的特殊的、真实的个性。对于卫拉特《格斯尔》而言，我们所界定的“本真性”是指具有不同于其他蒙古族《格斯尔》的独特性，以及新疆格斯尔奇所展现的真实性。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约·齐木道吉与德斯来扎布在卫拉特《格斯尔》一书的前言中提出：卫拉特《格斯尔》的鲜明特点是故事情节的丰富化、主人公的人性化和地域特色。就地域特色这部分，玛·乌尼乌兰提出方言、文本及其他民间文学体裁影响等因素是造成差异的原因。卫拉特方言、习俗、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在不同地区呈现差异性，如伊犁地区的《格斯尔》将格斯尔的名字翻译为“尼苏海觉如”。对于史诗中英雄人物的命名还是非常考究的，“尼苏”是新疆蒙语的音译，是指鼻涕，确切来说用“努斯海”更为贴切，更接近卫拉特蒙语发音。“海”也是音译，是作为修饰的词跟在其他形容词之后，形容流着鼻涕的人，多用于形容儿童。巴州的《格斯尔》翻译为“鼻涕虫觉如”。格斯尔出生至幼年时期被形容为“尼苏海”是非常贴切的，一个富有童趣而接地气的称呼可凸显方言的魅力，也体现地域特色。“觉如”一词在《格斯尔》中均有出现，被解释为格斯尔的小名，为藏语（“jo ru”)，《十万圣主格斯尔可汗传》中僧伦老头认为，格斯尔是命苦女人所生的孩子，就命名为“觉如”。降边嘉措在《格萨尔论》一书中提出“觉如”是幼年时期格萨尔的名字，作者认为是像声词，表示“猛然、突然”等意思，是一种尊敬而亲切的称呼。就“觉如”这个词的解释目前未形成一致看法，但笔者认为降边嘉措所提出的尊敬而亲切的称呼是符合文化语境和真实生活的。在文本整合时，可保留“尼苏海”，这符合卫拉特方言表达，但需进行注释。“觉如”和“尼苏海”的叠加会塑造一个留着鼻涕的、贫穷的小孩形象，是童年格斯尔的形象。另“觉如”首次出现需注释，并采用学界相对认可的解释。

审美性。大系“史诗卷”所提出的“文本维度”，要求充分考虑史诗文本的传承史和存续现状。我们编纂的文本最终要面向读者，读者是检验我们成果的评判员。因此，在编纂过程中，不能仅追求内容的呈现，还需充分考虑文本带给读者的审美体验，即文本的审美性。在编纂《大系·史诗·新疆卷·江格尔》中，程式化的语言和丰富的修辞可让我们感受到英雄史诗的韵律美，朗朗上口且富有诗意。但所选文本和传承人演述文本均呈现出文体和语言的差异性，如不同章节出现不同文体，有些章节是韵文体，有些是散文体，有些是交叉使用，总体上散文体多于韵文体。参照《十万圣主格斯尔可汗传》译法全部改为散文，又似乎不符合卫拉特《格斯尔》的表达习惯。我们发现对于人物描述和祝词等采用了韵文表达，这种表达更能彰显英雄史诗的诗意和语境表达。

另外，散文体中人物的对话未严格按照小说或戏剧体裁进行标点注释。韵文体即使不加标点符号也不会造成歧义，但对于散文体中涉及人物对话时，是否添加标点符号？也是编纂中的困惑。加入标点破坏阅读感，如意识流小说中对话部分不加标点并不影响阅读，反而给予读者一种想象空间。我们目前考虑是以不影响阅读感受和不产生歧义为原则，不做额外改动。但为了照顾到大多数读者，在韵文和散文排版时，采用了一些符号进行区分。

交融性。我们选取文本时不仅考虑了已搜集的书面文本，还采纳了一些当代传承人依旧在演述的口头演述文本。且鉴于《格斯尔》作为跨族际传播的活态史诗，其文本存在多样性，在整理过程中，首先要考虑文本的一致性和完整性。我们选取底本时，采纳了青海曾在新疆搜集的卫拉特《格斯尔》，并采用了“三套集成”时采用的一些底本。文本整合时就要考虑到交融性，人物形象、方言、习俗及生活方式的差异性，将文本求同存异，力争展现卫拉特《格斯尔》的全貌。此外，还要考虑到书面文本和当代口头演述文本之间的交融性。文本传播语境已发生明显差异，那么将当代口头演述文本编进文本中，除考虑书面文学与口头文学的差异性，还要考虑语境问题。我们所编纂的文本不是简单的“合并同类项”，而是有选择、有甄别地进行编纂，并融入新疆卫拉特蒙古族特色。

（作者系新疆民协《江格尔》《格斯尔》研究室干部，《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史诗·新疆卷·江格尔》编务、《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史诗·新疆卷·格斯尔》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