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8年开始创作《长鼓王》《空山》到近期完成的《金钉子》《渔火》《岐园》《造水》，沈念的小说创作多与他的乡村行走有关，扎实且充满力量。中篇小说《渔火》在波澜不惊的叙述中展开了一幅时代巨变中的乡村图景。这种巨变是对既有“惯性思维”的突破，更是对新时代乡村发展模式的探寻。

费孝通认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小说《渔火》尝试着理解这种“乡土性”，在人物的进城、望乡、下乡、返乡寻根的流动中探寻。“在城望乡”的思维，理所当然地认为乡村发展需要城市来补齐。省城派驻乡村的干部魏东来到亮灯村报到，年轻的“80后”村支书陈保水说的第一句话是“撑腰的人来了”。不仅年轻的村支书由衷地期盼城里来的支持，省城来的下乡干部首先想到的也是请农业大学的老同学、曹毅环教授为自己“撑腰”。城市文明仿佛正在承接起乡村发展的顶层设计工作。农业农村专家曹毅环并不谈乡村的实践和发展，而是连篇累牍推介自己的现代营销理念，即使遭遇不信任，依然要提出“不妨用用新人，新人有新办法”的建议。在读者以为魏东来准备接受曹教授的建议时，他却认识到“没有长效的发展模式，图个炒作，热闹一阵，人走了，一地鸡毛”。乡村的“顶层设计”既要专家学者的专业支持，更需要乡村人扎扎实实的乡村实践探索。在乡村话发展，村里的变化需要“从根上长出来”，“从根上长出来”的变化只能从土地上寻找。

在乡村扎下了根是对乡下人思维的突破。叶爷爷离开亮灯村，却把精神之魂留在了村里。下乡几个月，魏东来摸清了亮灯的山、水、人、事以及渔民们的漂泊，甚至模仿当地人口音说上“生态几好巴好，白鹭钩（都）挥（飞）来了”这样地道的方言。不仅如此，小魏子也从奶奶那里学会了说“归窝”这个来自乡村的语言。不论以何种方式寻根、扎根，我们读到了对乡村建设的责任和使命。进城后返乡也是一种新的趋势，进城的农民十几年如一日操持着餐馆的营生，把门店扩大了，还开了分店。陈保水在城市里学到本领返乡发展养殖业，探索了一条发展循环经济的新路径，带活了村里人，被推举为村支部书记。

乡村是最具有原创力的地方。走出象牙塔，走进广袤的乡村，作者敏锐地发现，村子里“做撞钟和尚，过一天算一天”的老思想正在葬送即将消逝的乡村文明和乡村原有的创造力，于是，他借魏东来之口发出了时代之惑，“我们总是在想象一种乡村，想象一种农民，却没有把他们想象成现代社会的一分子，缺少了这种想象，视野又怎么能打开？”亮灯村日渐荒芜的土地上、日趋凋零的角落里，滚滚向前驶过的历史车轮之下，印刻着乡村的精神和乡村人的故事。精神之根还在，乡村的创造力便会一直生长。小说向失落的乡村文明投去了深情和关注，探索一种新的可能。我们读到了湖区潮湿且顽强的生长。萧条落寞的背后是蓬勃生长的乡村新经济。渔民上岸工程帮助渔民上了岸，住进了安置房，不再水上漂，房前屋后种了瓜果蔬菜，老渔村变成了渔民新村，乡村的路修好了、灯也点亮了，陈保水的水产养殖成了乡村品牌，“打鱼佬酒家”的烧酒将会注册自己的品牌，走出亮灯村。这些新的乡村气象需要被看见。

农民需要被重新认识，农村工作也需要重新定位。留守的农民失魂落魄般迷失在了日复一日的生活里，感慨着渔民过去“总能从湖里和湿地弄到吃的”，上岸后反倒拮据了。丢了老本行的渔民，也鲜少去种地，依然干着与老伙计相关的营生，比如水边餐饮、卖鱼、水产养殖，也有的做了护渔员。只有建立长效机制，才能让村里发生“从根上长出来”的变化，否则就会“空有器物堆砌，无人气升腾，纵然造就万千奇观，不过徒有其表”。

重新打量与认识“乡下人”让建构变成可能。魏书记没想过要去发动渔民种地，但在对渔民投去更多打量的时候，就有更多的理解。陈大爹有着老一辈渔民的生活方式和固执，却更喜欢和叶明朗谈起村子里的过往。到了亮灯村，人和人之间关系少了拒绝，多了理解和包容，仿佛都有了到湖边上“一下就打开了心界”的松弛感。这种松弛感正是现代城市人所期盼的，也是现代乡村营销的一个重要卖点。

“如何建立生机勃勃的城乡关系”是小说中专家抛给下乡干部的课题。每一个人都在探索，探索就是思维惯性的突破。湖区的山、水、风、物以及各种传说不断被重新认识，它们构成了层次丰富、内涵深刻的乡村世界以及蕴含其中的乡村之变。这些变化投射到乡村普通人家庸常的日子里，便有了烟火气、时代气。人物在反复确证亮灯与自我、自我与乡村的关系中，面临着精神的折磨与身份的撕扯。只有在不断的撕扯中，乡村才能从根上生长出新的变化。

“渔火”就是灯火，就是点亮，就是构建。叶爷爷的离开与盛家妹子的孤独坚守是不可逆转的、具有终结性质的，但在新的发展理念下，它们具有了巨大的生长力。乡村的沉默、惆怅、挣扎和期盼也在昭示着乡村巨大的原创力。它们和乡村振兴中的各种力量一起，撞击出了时代的回响，点燃了一盏历史与未来的渔火。

（作者系湖南作协创研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