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第十一届全国里下河文学研讨会在泰州开幕。中国作协副主席、江苏省作协主席毕飞宇，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徐可，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郑焱，江苏省作协副主席丁捷，泰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市长刘霞出席研讨会并致辞。丁帆、王尧、张光芒、何平、张堂会、李墨波、傅逸尘、吴佳燕、张定浩、黄德海、项静、丛治辰等作家、评论家与会。大家围绕“里下河文学与新山乡巨变”“青年批评家与里下河文学”等议题，进行了多方位、深层次的学术研讨，里下河文学近年来已得到广大学者、评论家的重视与认可，成为中国文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学现象。里下河文学有着浓厚的乡土文学传统，研究里下河文学在乡土文学创作方面的经验，对于新一代作家写好新时代山乡巨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寻找里下河文学的研究路径
丁捷谈到，多年来，通过持续努力，在里下河地区涌现出了大量优秀作家作品，他们有的走向全国，有的走向世界，有的扎根本土扎根基层，积极推动区域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时至今日，里下河文学已经受到广大学者、评论家的广泛重视与认可，成为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学现象。同时里下河文学现象已经不单纯是一个文学现象，它已经成了一个区域性有影响的文化现象。地域性文化是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石，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坚定文化自信，大力打造里下河文学这一地域文化名片，进一步提升其影响力和美誉度，不断推进里下河文学高地建设，是历史和时代赋予的使命担当。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何平所关注的是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中，我们应该怎样讨论和研究地方作家群体。在地的写作者，是里下河文学作为一个概念成立的很重要的原因。中国文学的生态是金字塔型的，大量的写作者是在地的写作者，但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一套针对他们的研究路径。事实上这一批在地写作者数量很大，而且作品量也很大。对这样的写作者我们不能简单套用对于里下河地区像汪曾祺、毕飞宇这样的经典作家的研究方法去研究他们。要进行细化研究，去研究在地写作者在这样一个地域性的文学概念的建构中间究竟起怎样的作用。
《长江文艺》副主编吴佳燕认为，新的文学命名是必要的，有助于引领和激活文学创作现场，并由此吸引更多的关注和聚焦，“一旦被广泛认可和讨论之后，也会显示出它自有的敏锐性和合理性，或许，对一种写作新质的发现和张扬，这本身就是一种可贵的批评先觉”。同时，任何新的文学命名也必定是相对滞后的，是跟在写作实践后面，也需要一定的沉淀和时间的检验。当下文学现场各种新的文学命名的涌现，一方面说明了命名的缺失和影响的焦虑，另一方面也让人思考命名的有效性和持续性。所谓的区域性文学，应该是对一个地方的文化底蕴、文学实绩进行归纳提炼，找到其传承与特质，并为新的文学创作重新赋能。是从具体的空间出发，检视现场，让过去为未来的文学想象赋能，也是限定空间里的无限时间。正如谢有顺所说：“地理意义上的地方性并不会直接生成文学意义上的地方风格，一种写作精神的养成，是地方经验、个体意识和文学想象共同合力的结果。”从一个地方到具体城市到一定区域的文学发现与命名，以及横向的联动与纵向的持续方面，里下河的一些做法和经验已经走在了前面，有开先河之处，并让人期待其未来发展。同时里下河文学被广泛认可，获得影响力，除了需要新生力量的不断汇入，还需要更多经典作品的论证与知名作家的指认和代言，以及更多的审美共性的提炼与补充。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沈杏培认为，里下河文学研究呼唤专业化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和路径。研究者应该思考里下河文学和里下河文化究竟是一面假想的旗帜还是有着明确的指向。里下河文学涉及的作家太多了，时间跨度广，地域文化种类多，地域文化内部差异性比较大，这就造成我们试图用流派的方式、用一个标签一劳永逸地去给它进行命名的难度增加了。既需要在文学史和学科史的视野里，仔细去辨析里下河作家群落和里下河文学的美学特征、典型价值，又需要在世界文学的坐标里归纳出中国文学的里下河文学经验，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发生的里下河路径。同时我们还需要跳出文学专业的视野，考察里下河文学、里下河文化、里下河经济圈、里下河社会生活史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互动，我们要将里下河文学和文化当作考察民族精神和文化审美的一种介质，注重考察里下河文学在地方和国家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功能和作用。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光芒从史诗品格、成长叙事及人性探索三个层面对里下河地区的长篇小说创作展开论述。他认为里下河地区的长篇小说有三个特点。首先是在苦难叙事、乡愁书写与地域史诗中所呈现出的史诗品格。里下河区域既是水乡又是平原，既属江北又紧邻江南，既接近楚汉文化又浸染淮扬文化，因此这里自古以来文化繁荣，构成了一个异质文化涌现、多元文化碰撞的特殊地带。但另一方面，里下河地域四周高、中间低的“锅底洼”地理状貌特征，又使它相对独立，相对稳定，变化中有不变。变与不变这种双重特色，与里下河作家浓厚的人文情怀相结合，便形成了其长篇小说创作以苦难叙事与乡愁书写为特质的地域史诗品格。其次是里下河文学在成长叙事中所书写的心灵探询、教育反思与自我重建。在里下河地域史诗的写作中，还特别着重历史叙述与人的成长史叙述之间互文互补的效应。历史不仅仅是群体史，更可以视为个体史的合流；历史中的人不仅仅被历史的潮流所裹挟，同时，人作为主体也在创造着自身的历史，作为人的历史而存在。所以，在里下河长篇小说所构建的审美世界中，“历史的人”更多地被“人的历史”所取代。历史是人的历史，而人的历史同时也是人的成长史。第三，里下河长篇小说中充满着人性话语、生命意识与哲学追问等人性探索。里下河长篇小说创作富有浓厚的人性探索意识。
里下河文学与新山乡巨变
徐可谈到，我们的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农村，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比我们今天的乡村变化更大。作为一个作家有责任来书写新时代的山乡巨变。里下河文学有很浓厚的乡土文学的传统，从汪曾祺到毕飞宇，以及里下河涌现的其他作家，他们书写里下河地区的风土人情，书写里下河地区乡村的变化，在现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给我们很多启发。研究里下河文学在乡土文学创作方面的经验，对新一代作家写好新时代山乡巨变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扬州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张堂会认为，新时代山乡巨变书写，要打破一些固有简单的文学书写模式，要在丰富鲜活的现实生活当中去寻找一些素材，并且作家要有能力去把握和处理这种新的变化，把自身的生命体验与时代经验融入在一起，讲述出我们新时代山乡巨变的中国故事，一定要把文学书写融入到当下时代发展的脉络当中。特别是长篇小说，要能够创作出与新时代山乡巨变相匹配的人物形象。
《文艺报》社总编室主任李墨波认为“里下河文学与新山乡巨变”的议题可以细分为这样几个问题：新山乡巨变应该写什么？应该由谁来写？应该怎样写？首先，新山乡巨变应该写什么？周立波先生的《山乡巨变》主要描绘的是湖南清溪乡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整部小说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下展开的。新的山乡巨变，首先当然要去书写新时代的乡村变革，包括已经完成的脱贫攻坚，以及正在进行的乡村振兴。因为这是当下正在发生的轰轰烈烈的与每一个人都有密切关系的社会变革，作为一个作家，不能够选择无视和缺席。当然这种书写不仅仅只是去关注那些外部变化，书写内容还应该更为广泛，从更多的角度去关注不同层面的变革。其次，新山乡巨变应该由谁来写？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当地的作家。春江水暖鸭先知，身在其中的人一定有最丰富、最强烈、最深入的感受。当作家和时代生活贴身肉搏的时候，他的创作自然是有温度、有力量、有价值的。当然，那些离开故乡之后再次回来的回乡者和返乡者，也是山乡巨变的书写者，他们往往能够带来一个观照山乡的外部视角。第三，新山乡巨变应该怎么写？最重要的，一个作家要真正深入并且凝视你身边的人和生活。在信息化时代，年轻人对于世界已经不再是直接的触摸和感受，而是通过网络、手机以及各种社交软件跟这个世界建立联系。这就决定了他跟生活之间总是隔着一层，他所处的世界是被媒体塑造出来的，造成人们生活经验的高度同质化。很多人已经丧失了对身边人生活关注和了解的愿望，他们总是对远方的陌生人保持着一种热情和亲近，反倒对身边的陌生人视而不见。一方面我们的资讯非常发达，信息非常多，另一方面，我们真正的生活经验和人生经验越来越单调、匮乏。一方面这种地方性的经验是鲜活的、具有差异性的，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些地方的年轻人却选择视而不见。所以要真正写出新的山乡巨变，就要直接去跟人打交道，用最原始最直接的方式去感受世界。从真正了解、阅读你身边的每一个人开始，进而去阅读我们的社会和时代，从而真正记录下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块土地最真切最宝贵的经验。
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傅逸尘谈到，在新时代的中国大地上，“新山乡巨变”的图景正在渐次展开，其范围并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乡村。随着中国工业的持续进步，城乡的界限正在变得模糊，尤其是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发达，正在深刻改变乡村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生态，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经验正在被打破。新时代的乡村绝不是与世隔绝的，“新山乡巨变”也不只是单纯的乡村振兴，而是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紧密相关。要真正写好“新山乡巨变”，创作主体必须拓宽文学视野，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视野和新时代伟大变革的新视域，深刻认识“山乡”，深切感悟“巨变”。“新山乡巨变”这个宏阔的时代命题，为里下河文学提供了新的文学资源，里下河作家群体的创作亦随之发生了新的变化。事实上，这种变化在里下河作家的写作中已经或正在发生，里下河文学的发展也显露出了时代的新质。
从这个意义上说，具备对大的时代背景的写实能力和建构能力，对于里下河作家群体来说显得格外重要。尤其是当前这个大的时代背景已然发生了转变，这也给里下河文学书写提供了新的空间和可能性。里下河文学需要植根里下河，但却不能拘囿于那种明显的、单一的地方性的风情化书写，而应该包含着对于应然世界的向往和想象，提供一种基于新的时代经验的价值观和认识论。我们要用发展的时代眼光来研究里下河文学。事实上，近年来里下河文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创作主体开始有意识地重新建构失落的民间的伦常道德，包括乡贤文化的重新复兴，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这使得道德、仁义、家族伦理和家庭伦理越发重要，个人被重新嵌入集体的大叙事，尤其是史无前例的扶贫攻坚，举国之力，动员全社会资源，消除绝对贫困，事实上就是国家主导，主动作为，把那些散落在大地褶皱中的个体生命重新纳入一个理想主义的想象共同体中的过程。里下河文学要对这个时代进行综合、深入的阐释，不能封闭地去看，里下河文学是乡土的，但不仅是乡土的，而是完整地再现了一个地方的变迁，而这个地方恰恰是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城乡融合的一个缩影，这个缩影之中也融合了各种新鲜的经济和文化元素。
“里下河文学要有时代感，要有对时代主潮的表达，从作品中感受到现实生活的脉动，而不是躲进小楼成一统。”傅逸尘谈到，重构一种城乡文学共同体的形式，对当下现实和历史变迁进行客观、精准的记录是极有必要的，当然也是有难度的，需要作家们拓宽视野，不能机械、狭隘地理解“新山乡巨变”。不要仅从字面意义理解“山乡”，要从象征层面、寓言层面、哲学层面去理解和把握“新山乡巨变”。某种意义上，中国大地上正在进行的史诗性实践都有着“新山乡巨变”的意义和内涵。我们目前的城乡从对立到交融进而到同构的历史转型和现实演进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宏大叙事。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讲好中国故事，正是这个时代的宏大叙事。
青年批评家与里下河文学的未来
对于青年评论家的成长，《上海文化》副主编张定浩谈到汪曾祺在1992年写过的一篇文章《作家应该做一个通人》，其中汪曾祺讲到作家应该有几个方面的打通，一个是中西文学的打通，其次是古典文学和当代创作的打通，第三是古典文学、当代文学和民间文学的打通，汪曾祺自己就充分吸收很多民间文学的内容到他的创作中。同样的，做批评家也要做打通的工作。批评不是附庸于文学、小说、诗歌之上，而是一种桥梁，通过批评家的工作，让各种内容贯穿在一起。如何打通呢？在一个快节奏的时代中，作为一个青年批评家反而要慢下来，一点点地沉积、累积。批评是慢功夫，慢慢渗透之后才能够打通。
华东师大副教授项静谈到，最近比较受关注各个地域文学的命名，无论是“新东北”还是“新南方”，这些概念都是外来的评论家提出的。但是当外来的评论家提出一个抽象的概念，之后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去做，这个任务可能留给本土的评论家。因为外部的评论家并不了解本土的经验，包括这个地方的文风，以及本土独特的一些审美范式等。评论家要提出更具有创造性的东西，需要有一些创造性的阐释。在里下河的文学作品和评论家之间，最好的局面是要出现一种创造性的阐释。也就是对于作家的作品，评论家所提供的阐释有可能是高于这个创作的，甚至是跳开了这个创作，提出自己对世界重新认识的一种可能性。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丛治辰认为，对于新概念的提出和充实来说，青年批评家是最重要的力量。他们最有能力跳出固有的批评格局，去创造新的审美范式，提供新的理解的可能性。就此而言，正如1980年代的文学弄潮儿需要他们自己的批评家的托举，里下河文学这一概念，同样需要有自己的批评家，有具备阐释能力和阐释热情的青年批评家。里下河文学这一概念，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让更多人知道了这片土地，知道了诸多优秀的、出色的、伟大的作家和这片土地的关系，也让读者们更加明确了我们这一方土地的风土人情和孕育出来的美学风格。更令人可喜的是，在这一概念的感召下，我们也已经看到年轻的作者逐渐有意识地建立里下河文学的风格。但是这一风格究竟是什么？它的渊源如何？它可以多么清晰，又可以多么开阔？这有待所有的批评家共同去努力，给出不断趋于完满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