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月10日，“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逝世。1月11日，在钟敬文去世后的第二天，时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的舒乙到钟敬文家吊唁时提议，在钟老百日（4月20日）或生日（3月20日），由中国文联、中国现代文学馆、北师大中文系联合举办钟敬文诗词朗诵会，这个建议立即得到积极响应。
4月20日，在钟敬文逝世后一百天的日子里，中国民俗学会、中国现代文学馆和北京师范大学主办了“钟敬文先生百日祭——诗文遗作吟诵会”，以独特的方式追思这位世纪老人。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会场，悬挂了“钟敬文先生和我们在一起”的横幅，会场右侧陈列了钟老的巨幅遗像，他生前用过的小书桌、木椅子、台灯及伴随他多年的手杖和浅灰色的礼帽；会场左侧展示了钟老生前出版的学术著作、诗文选集和手稿。台前置放了中国现代文学馆敬献的花篮。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与会者朗诵了钟敬文的《海滨的二月》《满江红——郁达夫先生殉难三十周年纪念》《念奴娇——扫落叶》《碧云寺的秋色》《追悼老舍同志》《忆社戏》等诗词和散文。
中国现代文学馆缘何举办钟敬文诗文遗作吟诵会？我想，这恰恰是对钟敬文“诗人的性情”的理解与诠释，是对“诗人钟敬文”的回应。钟敬文多次说过：“我的学问，做得最好的并不是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的学术研究，而是诗。我死了以后，我的墓碑上要写上‘诗人钟敬文之墓’，有这几个字就够了！”纵观先生的一生，他始终读诗、爱诗、写诗。他将陆放翁、王渔洋、龚定庵等人的诗集，放在床头、案头等随手可及的地方，以便随时阅读、品味。即使是抗战期间，战地烽火中，他依然携带着《陆放翁全集》，这是他行囊中唯一的书籍。谈到诗对自己的影响时，钟敬文曾这样说——“……在我个人心灵的历史上，她无疑是一种极重要的成素，甚至于是一种支配的力量。诗，许多年来，她是和我的生命纠缠在一起的。”诗对于先生来说，是心灵的栖息地和精神的园地，他以诗言志：“历经仄径与危滩，步履蹒跚到百年。曾抱壮心奔国难，犹余微尚恋诗篇。宏思竣想终何补，素食粗衣分自甘。学艺世功都未了，发挥知有后来贤。”
据统计，钟敬文80余年间所作的诗篇，仅旧体诗作现存的就有800余首。这些诗篇不仅展现了钟敬文走过的道路，也记录了时代风云变迁。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中，有两封钟敬文写给姚雪垠先生的信，信中共有四首绝句。
第一封信中的两首绝句：
其一
半车麦秸早知名，见面无缘藿意倾。
投老欣逢在西苑，风云气概共长征。
其二
兼饶智勇一蛾眉，力破重围更会师。
妙笔一朝移粉墨，满城争看闯王旗。
雪垠同志赐题纪念册并承索赠诗，谨作二绝以报还，乞教正。
钟敬文 戊午夏于北京
这封信的信笺非常雅致，用的是溥儒《书画镜屏六扇（后）之四》信笺，信笺整体清净明雅，意趣盎然，山水刚中带韧，人物传神灵动，具有强烈的视觉美感。诗中所提及的“雪垠同志赐题纪念册”应为《文联全委扩大会纪念册》（1978年），这一次的文联全委扩大会指的是中国文联三届三次全委扩大会，1978年5月27日至6月5日在北京西苑饭店召开，拉开了新时期文联组织拨乱反正、恢复生机的历史序幕。文艺工作者们齐聚一堂，就文联和各协会今后一段时期的工作任务，以及对调整文艺政策、促进创作繁荣、培养新生力量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经历了十年“文革”动荡的文艺工作者，再次聚首谋划文艺工作，现场的气氛异常热烈。
对“十年浩劫”的控诉、澄清认识的喜悦、自身境遇的感怀、谋划未来的热忱，交汇在一起，让与会代表悲欣交加，心潮澎湃，从《文联全委扩大会纪念册》上就可以感受到。这一纪念册扉页为启功毛笔题字“文联全委扩大会纪念册”，次为钟敬文自题“请题词或作画留念”，次为音乐理论家廖辅叔毛笔题“文联全委扩大会纪念册”，共有53位与会代表签名、题字、题诗和绘画，如魏巍、巴金、艾芜、欧阳山、冯至、冰心、沙汀、朱光潜、草明、秦牧等，包括姚雪垠。
那么，姚雪垠在这一纪念册上题了什么呢？是他的旧作《抒怀》。
抒怀
堪笑文通留恨赋，耻将意气化寒灰。
凝眸春日千潮涌，挥笔秋风万马来。
愿共云霞争驰骋，不持杯酒退徘徊。
鲁阳时晚戈犹奋，弃杖成林亦壮哉！
敬文同志指正并纪念，七八年六月，姚雪垠
《抒怀》这首诗对姚雪垠来说是有特殊意义的。姚雪垠的长篇巨著《李自成》创作、出版因“文革”而受阻，1975年10月19日，姚雪垠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交代了自己的创作计划，请求对创作给予支持，并在信末呈上了一首旧作，即《抒怀》，用鲁阳挥戈、夸父逐日两个典故表现暮年豪情。毛泽东读信后，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正是如此，《李自成》在特殊的年代才能成功出版。因此这一首诗对于姚雪垠来说意义重大，他在《文联全委扩大会纪念册》上题下这首诗绝非偶然，对过去岁月的万千感慨、对未来的无限期许，都化为了这一首自白的心志。而钟敬文回赠的两首绝句，“半车麦秸”指的是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这是姚雪垠的成名作，也是抗战初期文坛最负盛名的短篇小说之一；“闯王”指的是小说《李自成》，《李自成》第二卷甫一出版，便风靡文坛，到1981年第三卷出版前，《李自成》前两卷的总发行量已达到410多万套。诗中既有与姚雪垠相逢的喜悦，也有对姚雪垠智勇的赞叹，更巧妙地融入了姚雪垠的两部重要作品，可谓文思敏捷。
第二封信同样写于1978年，上有两首诗歌：
参加文联全委会扩大会有感二绝
（其一）
文物民权一扫光，四凶真比法西狂。
到头魔垒旗终倒，日月重辉万汇昌。
（其二）
服务文场与教坛，骎骎已过古稀年。
当兹世道云兴日，合作馀霞照碧天。
予发言稿所附此作，颇有误排之处，兹略予改正以免传讹。
雪垠同志是正
敬文呈稿
信中所提的发言稿为钟敬文在文联全委会扩大会上所作的发言《用百倍成绩回击“四人帮”对民间文学的野蛮迫害》，他指出：“过去10年间，在被‘四人帮’凶暴地摧残了的文化、学术园地里，民间文学方面无疑是一个重灾区！”在“四人帮”的迫害下，《民间文学》刊物被取消、民间文学工作机构被撤销、民间文学工作者被迫改行、大量民间文学资料失散，因此钟敬文由衷地感慨“四凶真比法西狂”，同时感慨现在已是新的日月与天地了，充满了豪情壮志，精神上涌现出一种“余霞尚满天”的感觉。他并没有过度沉溺于痛苦的回忆，长久地控诉“四人帮”，也没有喜不自胜，沉浸在“四人帮”被粉碎的欣喜中忘乎所以，而是开始思考民间文学的道路与未来。短短几个月，他就已经从澎湃的激情转向了理性的思考。
1978年，钟敬文已经75岁了，正如他所言“骎骎已过古稀年”，但是他依然为民间文学的未来而奔走，践行着自己的道路：“只要有利于民间文艺学、民俗学的建设与发展，而我的体力还能支持，我都不会放弃自己的责任。”
1978年，中宣部批准成立了恢复中国文联和各文艺家协会筹备小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也成立了筹备小组，钟敬文作为筹备小组成员参加了筹备工作。文联三届三次全委扩大会上，宣布了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和中国舞蹈工作者协会正式恢复工作，《文艺报》立即复刊。但是民间文学研究会恢复工作暂缓，直到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宣布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恢复活动。这期间，钟敬文一直在思考民间文学学科体系、民俗学研究和学科建设。
1978年暑假，教育部在武汉召开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会议，“民间文学”重新进入中文系课程。8月，钟敬文在北京师范大学暑期民间文学讲习班上，作了题为《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讲话，提出“民间文学作品及民间文学理论，是民俗志和民俗学的重要构成部分。前者（民间文学作品等）是后者（民俗志）这个学术‘国家’里的一部分‘公民’，在这学术‘国家’里占据着一定的疆土”，并组织各高校民间文学课程教学骨干编写《民间文学概论》教材。9月9日，钟敬文写了一篇《为孟姜女冤案平反——批驳“四人帮”追随者的谬论》的长文（1979年2月末改订，发表于《民间文学》1979年7月号），长文不仅批判了“四人帮”对民间文学的谬见，更指出了民间文学的意义，“民间传说所取材的历史人物，不一定需要符合他的传记事实，因为它着重的往往是对于社会事象的真实（内在意义的真实）”。钟敬文在《民间文学》1979年第2期上发表《“五四”前后的歌谣学运动》，认为五四以来的歌谣学表现出明显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倾向。1979年5月，钟敬文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作了题为《作为民间文艺学者的鲁迅》的发言，认为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对鲁迅产生了深刻的、积极的影响。11月4日至10日，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三届代表大会召开。作为筹备小组成员的钟敬文致开幕词，并当选为副主席，在会上作了发言《把我国民间文艺学提高到新的水平》，“民间文艺学，是研究人民口头创作的专门科学。它的主要任务，是对历史的和现在的口头创作进行科学的分析、综合，以便最后得出关于它的种种规律”，“我们必须趁当前学术界强调实事求是的大好时机，认真检查过去的学风，经过辨明是非，从而端正对待马列主义的态度。我想，我们是一定会建立起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民间文学来的”，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角度，对我国民间文艺学进行了再思考和再梳理。
作为中国民间文艺学与民俗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钟敬文聚焦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学科建设，为民间文化的学术研究和民间文艺事业的发展贡献了毕生心血，是当之无愧的“人民的学者”。
在“钟敬文先生百日祭——诗文遗作吟诵会”最后，北师大民俗学专业全体师生上台齐声唱起由钟敬文1930年作词、程懋筠作曲的《中国民俗学运动歌》，歌唱道：“这儿是一所壮大的花园，里面有奇花，也有异草；但现在啊，园丁不到，赏花人更是寂寞！斩除荆棘，修理枝条；来，同志们莫吝惜辛苦！收获决不冷待了耕耘，有一天她定会惊人地热闹！”我想，以钟敬文为师，学习他矢志不渝的学术追求和精神风范，今天民间文艺学与民俗学的花园一定更加繁茂。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