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基于艺术的还是生活的考虑，柳青并未在20世纪50年代将《在旷野里》修改完成并付梓，即便其时社会各界对他的新作翘首以待已久。但《在旷野里》所展开的思考，涉及的具体的现实问题，以及细致叙述的各类人物在新生活的新创造实践过程中面临的观念、情感和心理困境，并未与书稿一道“尘封”，而是在数年后完成的《创业史》第一部，以及后来逐步写成的第二部中得到了更为深入的描绘和更具意义的阐发。《在旷野里》所要回应的具体现实问题的重心与《创业史》并不相同，但其所敞开的对新生活和“新人”关系的基本思考，在《创业史》中得到了更为宏阔、复杂和细致的艺术处理。此属柳青50年代初之后创作的基本命意，亦是理解其作品题旨、人物和风格的重要路径。
作为时代新人的新干部
就在《在旷野里》创作完成的前一年，已决意返回陕西，全身心参与并倾心书写人民创造新生活的伟大实践的柳青写下了《和人民一道前进——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十周年》的重要文章。这是继《转弯路上》《到生活中去》之后，理解柳青文学观念的重要文献。该文颇为细致地叙述了如何在古今中西的宏阔视野中理解文学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也极为明确地将“深入生活”视为确立个人文学风格和艺术独创性的基础。不仅如此，关于如何描绘新生活，进而以文学创作的方式充分参与到社会实践活动之中，柳青亦有如下领悟：《讲话》“给我们规定的任务是熟悉新人物，描写新人物。就是说要我们从事人们新的思想、意识、心理、感情、意志、性格”的“建设工作”，“用新品质和新道德教育人民群众”。此为“新中国”和“新人”交互创造的题中应有之义。“新人”是在“通过劳动来生产、创造新中国的过程中形成的”，“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新人”，“‘新人’和国家都是现实中的政治存在，都在给定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地创造自己的历史”（张旭东语）。《在旷野里》细致描绘并积极回应老干部在新的生活情境中观念的自我改造与转变问题；《创业史》详细书写“旧观念”和“新思想”的复杂博弈，叙述与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相应的秉有新观念、新情感的“新人”的自我创造，根本原因皆在此处。
如《柳青传》所述，《在旷野里》的主题，是反映“农民出身的老干部在新形势下面临的新问题、新心理和新表现”。这无疑与柳青对其时生活现实的观察和思考密不可分。书中详细叙述了不同人物在新生活的全新创造中所面临的不同问题，表达了柳青对基层干部观念的新旧之变及其意义的深入思考。赵振国、白生玉都是有着在革命年代积累的丰富工作经验的老同志，然而在由疾风暴雨式的革命斗争转向社会主义建设之后，他们深感自身的文化程度、知识积累和工作经验，皆不能胜任新的工作需求。加之还要面对来自家庭生活的“拖累”这种颇具普遍性的新问题，让他们原本捉襟见肘的工作经验更显应对的无力。同为从革命战争年代走来的老干部，新来的县委书记朱明山却因长期坚持学习而能与时俱进，不断调适和改进自己的工作方法而成为为数不多的足以引领新生活新创造的新干部。他也并非没有家庭“负担”，也时常为原本积极进步的妻子高生兰的思想退步感到痛心，希望她能够通过在党校的学习，彻底改变落后的精神面貌，重新走在生活的前列。他劝导白生玉将“一般的干部关系”和“个人的革命前途问题”分开来对待，要注重后者甚于前者，“要是单拿个人的革命前途来说，不管到哪里，唯一的解决办法是下决心学习”。不但要学习新的文化知识，学习应对社会建设过程中的新情况、新问题的新方法，还要在学习和生活实践过程中完成新观念的自我创造。围绕消灭棉铃虫这一事关群众生产生活的重要事件展开的复杂的观念博弈，既是充分证明朱明山思想和工作方法的正确性的重要事件，也是由此促进县长梁斌，以及以赵振国、白生玉、张志谦为代表的各级干部思想转变的重要契机。全书虽未完稿，但这一主题和目的，应该说得到了较为圆满的“完成”。
新时代中的婚姻与女性
上述主题及其所表征的现实问题，在《创业史》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照柳青对《创业史》第二部之后的主要内容的设想，与第一部不同，第二部将矛盾的重心转移到梁生宝与郭振山之间。他要叙述郭振山如何从“有为革命、为人民工作的精神”，逐渐“一步步到只为了个人利益的变化过程”。以对这个人物的塑造，柳青希望进一步思考“党内一些不好的倾向和党员身上一些不好的东西”。在柳青看来，虽然经过数次党内“整风”，却并未能解决这些问题。《在旷野里》构成主要人物朱明山的家庭困扰的，即是原本积极、此后却被现实生活消磨掉意志，“新的世界使她头脑里滋生了安逸、享受和统治的欲望”的妻子高生兰的思想滑坡。虽与高生兰面临的具体问题、思想退步的现实缘由并不全然相同，郭振山的退步仍然可以和高生兰思想的滑坡相参看。他们都是在新的生活中逐渐滋生了达成个人欲望甚于为集体利益奋斗的想法，郭振山在土改过程中的自私之举，高生兰在处理新工作时的特权意识，具体表现虽有不同，内在的思想问题却并无根本区别。不仅如此，作为《创业史》中干部代表的县委陶书记和杨副书记，表征的便是全然不同的工作作风。陶书记也颇为勤勉，他“每天平均要看五万字的文件”，“对于中央和省级的文件，他是那样专心致志阅读，认真地、严肃地考虑着。为了县级各部门的主管干部阅读文件时容易抓住要点，他给他们画着记号，写着眉批”。他极为用心地“体会上级文件里说些什么，而对下面发生些什么无心细问”。他的这种领导作风，使熟悉基层具体情况的杨国华副书记忧心不已。陶书记循规蹈矩，不知因时因事调整工作思路，不能深入群众的工作作风与《在旷野里》的梁斌县长颇为相似；杨副书记则近乎县委书记朱明山，工作能力、思想高度均非前者可及。多年以后，论及《创业史》中重要人物未来的发展方向，柳青曾表示，“虽然陶书记不犯错误，但我们不需要这样的干部，杨书记容易犯错误，我们的工作却最需要不断深入实际，紧密联系群众，灵活切实处理问题的干部”。由此可见，《在旷野里》关于基层干部的自我教育和思想转变，在《创业史》中得到了进一步、也更为细致、深入的讨论。
作为与逐渐落后的高生兰对应的具有新思想、新情感和新心理的年轻女性干部的代表，县委干部李瑛书中着墨甚多，是颇具典范意义的女性形象。甫一出场，她就触动了立意要在“工作中学习”，在基层开创一种全新的、有意义的事业和生活的朱明山对个人情感的反思。“每个人都愿意自己的爱人从外貌到内心都是自己理想的那么美”，“当一个男人很满意自己的爱人的时候，没有一个另外的女人可以吸引他的注意；但是当一个男人感到自己的爱人没有一种美或失掉了一种美，而从另外的身上发现了的时候，他会不由得多看她两眼”。这种“看”当然并无别的含义，而是对一种精神、一种内在美的由衷欣赏。李瑛在列车上读加里宁的《论共产主义教育》，让朱明山联想到他和妻子高生兰相识之初阅读《日日夜夜》和《恐惧与无畏》并因“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兴趣”而“终于使他们谈起爱情问题”，最终结合的美好往事。他无法料及也不能接受后来逐渐与书报绝缘，变得“寒酸、小气、迟钝和没有理想”的高生兰的退步。这让不断学习、持续提高自己的朱明山颇为失望。他期待高生兰能够通过在党校中的学习，改变她的生活观念，进而能够成为和自己真正志同道合，能够共同创造新生活的理想对象。这无疑是柳青对“新人”婚姻问题理解的典范。在柳青看来，真正美好的爱情，正是以志同道合、进而心心相印为基础。在《创业史》中，柳青之所以极为详细地叙述徐改霞在与梁生宝的感情问题上长时间的延宕和犹疑，之所以让这个蛤蟆滩的俊女子最终选择离开农村去往城里创造新生活，原因正在于他为全身心投入互助组事业的“新人”梁生宝安排的理想婚配对象是同样热心集体事业的刘淑良。他们的情感关系虽未在《创业史》中最终落实，但从故事发展的趋向看，他们的结合可能是梁生宝互助组最终取得更大进展的重要助力。
李瑛与徐改霞有着大致相通的“过去”，同样面临着时代新旧之变所打开的全新的生活和情感选择。正因生在新社会，她们才有可能超克此前女性共通的命运而有全然不同的新选择。团员徐改霞可以参加蛤蟆滩的集体事务，李瑛能够参与新的革命工作，皆与时代的新变密不可分。李瑛因之心生巨大的欢喜：“她只要一睁眼就意识到新的生活向她展开了多么远大的前途。她快活得走起路来经常哼着流行的爱国歌曲。”这是个人命运和时代进程相契合的自然结果，“当一个人不存在个人烦恼和社会忧虑的时候，幸福的感觉竟没有时间、空间或任何其他客观条件的限制了”。然而这种情感一旦与具体的生活现实相遇，便逐渐显现其理想性。因为新生活并不必然带来新观念和新情感，李瑛一度极为信任曾对她精神上有极大帮助的张志谦，孰料在新生活的美好图景徐徐展开的过程中，张志谦却因观念问题而与李瑛有了“嫌隙”。李瑛不满于张志谦对老同志的傲慢态度，不能接受后者在面对具体的感情问题时的自私之举，觉得他“有些地方远不如老区来的那些农民出身的同志可爱”。尤其是当她从《论共产主义教育》中述及青年恋爱问题的段落中获得启发之后，越来越不能接受张志谦，反倒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对朱明山产生了“好感”。这种好感是“对一个有修养的老同志的崇敬和对一个男性的爱慕混搅在一起”。与朱明山对她的关切相同，这种好感反映的其实是志同道合的同志之间因为共同的思想、情感、追求而产生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感觉，无关乎普通的男女之情。这是书中打动人心的重要一笔，也是柳青对理想婚姻的艺术表达。李瑛关于爱情、婚姻与理想生活的关系的思考，在多重意义上可以视为徐改霞在《创业史》第一部中情感波动的“预演”。徐改霞的犹疑，她对与梁生宝共同生活的渴望的落空，均说明柳青对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愿意为改造世界而不断奋斗的年轻人理想情感生活的设想。他要打破“英雄配美人”的传统模式，因为，在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决定了他们最终走向不同的生活道路。
群众观念的改造与自我创造
基层干部的观念调适颇为紧要，人民群众的思想转变亦不可或缺。如书前所引“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所表现的对上世纪50年代初复杂现实的深刻洞察所示，教育人民群众，从而开展社会主义社会的全新建设，是其时新社会建设的要义所在。从全书敞开的情境看，如果有后续，则重心可能在如何促进群众的观念的改造与转变上。这一问题虽非《在旷野里》完成稿的核心，却也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有意味的叙述。足以代表农村拥有新观念、新情感、新心理的“新人”典型的，无疑是种棉能手蔡治良。蔡治良质朴、勤劳，善于学习也颇具创造力，他依据自身生产经验提出的防治棉铃虫的新方法，不仅有效克服了旧方法的弊端，还能够节省资源且提高效率。虽在全书中着墨不多，却是值得注意的重要形象。将他和以梁生宝为代表的《创业史》中年轻人形象对照理解，可知其中存在着一定意义上的连续性。《在旷野里》的蔡治良，在《创业史》中发展成一系列新的人物，他们共同推进着蛤蟆滩新生活的全新创造，同时也在新生活的新创造中促进作为“新人”的自我创造。
尤值注意的是，作为《创业史》核心问题之一的“新”“旧”观念之争，《在旷野里》已有触及。群众对于棉铃虫的不同认知，也是工作推进过程中无法忽视的重要问题。那些抬万人伞祭虫王爷，或者拿着香裱去地头祭拜的人，他们如何逐渐接受全新的世界观和生活观进而成为足以与新生活相应的“新人”，是《在旷野里》未及充分展开，却属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极为重要也紧迫的现实问题。《创业史》虽亦属“未竟”之作，但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和处理，却是准确、细致而深入的。围绕新式秧田的得失成败所展开的观念冲突，是这一问题的充分表现。两部作品叙述重心虽有不同，但作为社会实践之一种的文学的意义却一以贯之——如何在时代精神总体性意义上回应具体的现实疑难，书写不同时期“新人”和“新生活”的交互创造，进而真正推动时代的车轮向美好生活持续前进。
佚作《在旷野里》的发掘、整理和发表，无疑是柳青研究史上的重要事件。其意义亦不局限于文学史研究的推进，而是还包含着指向当下生活和写作的重要意涵。深入研读该作，不仅有助于系统理解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柳青文学观念的转变及其意义，亦有助于深入思考柳青处理写作与传统、文学和时代、艺术和现实的复杂关系的经验及其现实意义——这无疑是柳青文学遗产的要义所在，亦是《在旷野里》时隔70余年后仍然满含生机和活力的根本原因。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