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生态伦理的基本观点是生态系统中的所有存在物，包括人类与非人类、有机体与无机体，都有其内在价值，而且，其固有的价值不以人类需要作为判断标准，也无需逻辑来证明。作家鲍尔吉·原野的创作可以称得上是生态伦理视域下生态文学的杰出代表。近期，新蕾出版社出版了鲍尔吉·原野的童话《母鸡麦拉苏》，原野的童话作品以在生态文学上的极高辨识度，呈现了草原儿童的成长和身份建构。

《母鸡麦拉苏》这部作品中有非常典型的“在家/离家”结构。小女孩塔娜和母鸡麦拉苏离家的原因看起来非常奇特：舅母难产，舅舅让塔娜带母鸡麦拉苏去他们家下蛋助产。作品中象征现代文明的礼格登校长听到舅舅的说法大为震惊，认为这是愚昧落后的表现，由此不断重申教育的重要性。而其他人物则并没有觉得舅舅的提议有多么的不合情理。其实，在我国传统文化中这种物与人的类比思维很普遍，比如《易经》中“观物取象”，取自然万象经由人的想象性模仿而生成意象。这种思维方式与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所界定的“互渗律”有共通性，即“存在物和客体的关系中发觉的神秘关系所依据的一般定律、共同基础”，而这种神秘关系以不同形式“包含着那个作为集体表象之一”的人和物之间的“互渗”。“立象以尽意”和“互渗律”体现了人与自然的深层联结。舅舅以母鸡下蛋的意象助力妻子生产，就是这类思维的灵活运用。礼格登校长认为，应该杀鸡吃肉作为产妇营养，这种所谓的科学提议并没被舅舅采纳。舅舅怀着对自然的敬畏把麦拉苏视为神鸡，但小女孩塔娜并不赞同神化麦拉苏，麦拉苏也并没因舅舅对它的膜拜而感激涕零，反而认定“舅舅是个坏蛋”。因为在舅舅眼中，麦拉苏并非拥有和人类平等的“道德权利”，而仅仅是舅舅达成个人目的、实现个人利益的工具而已。比如，以鸡毛泡酒祛病辟邪仍然是以人类的需要来界定动物的价值，而这正是生态伦理所批判的。

在生态伦理的理论体系中，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是最高价值，是否有利于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持续性是衡量一切事物的根本尺度。既然生态伦理观念下的动物应当拥有和人类平等的“道德权利”，那么，动物也理应有对人类的价值观进行质疑的权利。比如，动物们在白查干讲故事时不停地插话和追问，这种让人忍俊不禁的“胡搅蛮缠”既是儿童生活的常态，也颠覆了人类自以为是的关于故事有趣和有意义的认知。

首先，它们以“故事不能吃”来质疑故事的价值。这看似属于实用理性，却是从生命本身思考故事的意义。其次，它们又以“故事应该有几句话”组成质疑人类故事讲述的程式。最后，它们从故事内容上全面颠覆人类故事的价值。白查干讲了一个大鱼把小鱼和螃蟹吞进腹中，螃蟹为逃生把大鱼肚子割破的故事。花栗鼠认为割破大鱼肚子很残忍，质问白查干为什么不讲春天草长莺飞的生机盎然。狍子则从根本上推翻了讲故事的动因：“既然小鱼和螃蟹已经逃出来了，你没有必要讲这件事。”狍子讲述的故事是羊羔掉到河里上不来，河水在羊羔那里形成一个小瀑布，棕熊在下面抓鱼。棕熊吃完后趴在羊羔身边，让羊羔踩着它的脊背爬上岸。狍子讲述的是动物为了生存互助互惠，白查干讲述的是动物为了生存相互残杀。显然，白查干的故事只强调了生物是“手段”，狍子的故事则体现了生态群落中个体既是“手段”，也是“目的”。

对于侧身其间的塔娜来说，她既是草原绿色生态持续发展的讴歌者，也是生态伦理的践行者。这集中体现在塔娜对财物的态度上。塔娜面对麦拉苏找到的玛瑙并没有狂喜得失去理智，仅仅用来换取她和麦拉苏生活所需的几个白杏和几把小米。与之对照的是，人类从消费主义立场出发对自然的疯狂掠夺，完全超出了自己的生存需求。而沐浴着草原风雨长大的塔娜，连磕伤碰伤也视作大自然的馈赠。而白查干一家对天降鸿运也并没有贪恋，只取所需，一分都不多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塔娜和白查干一家是从生态伦理的角度重新诠释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用之有度”的古训。因为，满足生态群落中个体生存的基本需求同样有利于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也就是说，维持个体日常用度所需是符合善的。

离家是儿童成长的经典姿态。由于塔娜的伙伴麦拉苏具备普罗普所言的神奇的“相助者”的功能，塔娜和麦拉苏离家后共同经历了一场惊险有趣的奇幻之旅。在生物整体主义的烛照下，塔娜言行中呈现的童年精神熠熠生辉，但塔娜的成长不是磨难过后顿悟式的成长，而是全方位走进自然后逐渐绽放出生命的丰盈和深厚，这是鲍尔吉·原野《母鸡麦拉苏》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作者系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