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文学海外传播备受瞩目，已是彰显中华文化原创力的重要标志。这一现象的发生，既体现了数字媒介强大的内生动力，更与进入新时代后中国文化的创新发展、自信自强形成了同构关系。网络文学是媒介革命的产物，以网络空间为媒介生产和传播。但是从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角度看，它自身又成为一种文化传播的媒介载体，以全世界都“听得懂”的话语方式讲述中国故事，让中华文化知识和文化精神跨出国门、远播异域，在光大文化传统的同时壮大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力。就中华文化的传播方式和途径而言，一方面网络文学以作品或产品的形式进入海外市场，其中包括网络翻译文本和IP开发后的不同形式，后者如不同语种的实体书、影视剧、动漫等；另一方面是生产机制在海外落地，邵燕君即指出，网络文学“基于当代文学生产特点和文化消费环境，创制出一套深深植根于互联网媒介属性的文学生产机制”，“在一个文学传统悠久的国度，激发出蓬勃的文学生产力，让千千万万的人实现了文学梦和写作梦。”如今伴随海外传播，这一机制正在对世界文学产生影响，在全世界范围内“有力推动了文学创作从印刷时代向网络时代变迁的进程”。
除了看到网络文学作为传播载体的工具性职能，对于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发挥重大作用的同时，我们还需要目光向内，观察和思考网络文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组成部分的主体身份问题。长期以来，由于要格外突出与传统文学的差别，我们对网络文学本体的研究和论说集中在媒介技术特征、商业属性和娱乐消遣功能等方面，例如关于它的数字化文本形态、作为IP的衍生开发及其产业性、粉丝消费和亚文化特征、对虚拟体验的反映和游戏化向度的书写等最受关注和重视。虽然这对认清网络文学的特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路径主要沿着媒介对文学的影响展开，并没有聚焦网络文学文本的叙事规范、审美特征和人文价值等文学属性。以价值为例，大部分研究者将网络文学的社会作用归结为它的休闲娱乐功能，而忽视了其所负载的文明教化作用。网络文学是最能体现大众文艺“寓教于乐”特征的文体，但是我们偏重于“乐”的形式，而忽视了“教”的内涵。事实上，作为网络时代文学的新变，网络文学固然有很多传统文学所不具备的新特性，但文学所蕴含的人文价值和社会功能并没有减少，反而随着新媒介传播效率的提升而得到加强。海外传播现象的持续走热，对于网络文学的文学身份建构提供了新契机。
一是网络文学中丰富多彩的故事世界，使之成为网络时代中国人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审美映照。其中多有被传统文学疏离或无法表达的部分，例如带有同人志性质的亚文化生活、被社会秩序所遮蔽或者排斥的情感世界，以及对虚拟生活体验的反映等。传统文学（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注重作品与作者生活经验的关系，把文学作品看作生活的反映，反映现实生活的现实主义于是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但网络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不再只是围绕作者个体、私人化的经验来建立，而是通过大众的情感和愿望这些社会化的媒介为纽带，秉持一种放弃自我转而为大众代言的身份，网络文学从传统文学的自我叙事转向了为他者叙事。这一点是网络文学在文学发生学上的本义。通俗一点说，传统文学从个性中切入中国人的情感和精神世界，网络文学则是从共性中。网络文学所反映的甚至是全人类的共性，如此才会引起海外读者的兴趣。
二是“粉丝共读”的模式在于能为个体化的情感和审美趣味找到同类，由此获得一种他者认同的归属感、安全感。放大到网络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中，通过对网络小说的读与写，读者和作者形成“想象的共同体”。按照安德森的观点，现代印刷品的诞生促进了“想象的共同体”产生，强化了现代民族的形成。与之相对应，互联网的文化多元化和去中心化实际上裂解了印刷文明时代形成的共同体。但是，网络文学的诞生，重新将大众凝聚在关于共同体的想象中。网络文学的聚落化、粉丝化，促成了基于想象的新的共同体的诞生。海外传播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加强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三是在审美表达方式上承接并发展了文学传统，是中国文学传统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典范成果。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网络文学的表演性叙事。网络文学讲述的故事与作者个人的情绪和趣味没有直接关系，而是为了取悦、表演给读者看，网络的即时性和交互性使之成为一种现场的表演。它的连载形式也与此相关。其次，对世情的映照和道德宣喻姿态，使网络文学的情感和道德立场是浅显的、直白的，而且是黑白分明的，对价值的传递带有比较明显的说教色彩。
我们注意到网络文学与日本“御宅族系”文化在原理上的关联性，二者在价值表达上有部分相似之处，但内容并无瓜葛。“御宅族系”文化对日本传统文化有强烈的热爱，网络文学也同样对中华文化有强烈的热爱。但网络文学诞生之初，似乎并没有证据表明受到“御宅族系”文化的直接影响。例如，我们看到网络文学里面的“梗”与“御宅族系”的“萌要素”之间的差别，“梗”与它所表达的对象一般有必然的关系，例如“打工人”这个梗，直接与“社畜”的含义有关。但是“萌要素”一般只起到符号作用，与所表征的对象并无直接的意义关联，例如猫耳朵、制服少女在年轻人那里引起的共鸣。这种差别其实深刻反映了社会现实：“御宅族系”文化是资讯的资料库消费的结果，与大叙事凋零有密切关系，“在哪里没有所谓的中心，也就是说，所有的网页背后并没有隐藏着伟大的故事在规范着它们”（东浩纪《动物化的后现代》），但是中国网络文学仍然出现在一个大叙事流行的时代，无论是对现实的疏远、反叛或者贴近，都无法摆脱社会主流叙事的影响，二者之间的消费模式是有差别的。
总之，网络文学的海外传播提供了一个反观自身的视角，让我们得以思考网络文学自身的主体身份问题。从以文学的方式对中国当下社会生活和大众精神生活的反映，到关于中华文化想象共同体的建立，再到对中国文学传统的延续与发展，正是网络文学的海外传播强化了这样的意识。
（作者系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委员，河北网络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