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贻伦
我高中分在理科,本科学的是土木工程,研究生读的是民商法学。工作后一直从事金融工作,先后在证券公司、投资公司、信托公司和商业银行就职。作为一名山东男人,虽然不敢说自己是“大汉”,但看起来绝对与清秀细腻无缘,所以我自号“滕州地蛋”。过去15年,我这块地蛋一直奔走在北京金融街。
那么,一位大龄金融理工男,是如何写起诗来的?写诗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的诗又主要写些什么呢?
最初的偶然
1993年9月,我和绿皮火车一路“咣当”着,沿京沪铁路,从山东枣庄出发,穿过泰山,越过黄河,来到北京,继而在火车站换乘学校大巴,从清华南门顺主干道直达东大操场。我和清华大学93级的同学们一起,如愿走进清华园。
作为一名理工科学生,我的作文一向写得不错,在大学校园里的各种新鲜绚丽中,我想过写诗,但没想过将来会出诗集、做诗人。事实上,大学生活开始不久,我即写下一首小诗,名为《启航》。那时清华几乎每个班级都会出班刊,由字写得好的同学手工书写,并复印多份后张贴在教学楼走廊里,展示班级文化。这首诗,就是我们班第一期班刊的刊首语。年底我又把它抄在贺卡上,寄给我的一位友人,20年后这位友人把贺卡的复印件送给我,使之成为现在可以看到的我最早的诗作:“这是风和日丽的一天/我们的船扬起了帆/我们启航了/去拥抱/向往已久的那片蔚蓝……”
记忆中,我后来又写过几首诗,遗憾的是都没有留存下来。参加工作的数年里,我一直没怎么写诗,直到2005年,和一个异性网友在北京知春路上的一家肯德基餐厅里相见。
那是一个美丽活泼且富有才气的女孩。她在介绍自己时,提到爱好书法,我就请她写几个字看看。她说,写什么呢?我说,我喜欢写作,我写一首诗给你,你再写给我吧!我们随便聊着天,没多久我就酝酿出来一首,用短信发给她。她拿出笔在肯德基柔韧的餐巾纸上写下来,非常刚毅有力,很难想象出自一个纤弱女孩之手:“你,是一只调皮的鲨鱼/我,是恣意汹涌的海浪。”
那以后我和她没有再见,我好几年也没再写过诗。
2009年夏,我当时的女朋友,也就是现在的妻子过生日,我为她精心准备了一份礼物,并附一张贺卡,上面写下一首诗,《从荆楚到齐鲁的红豆》。
2016年12月底,我到美国密歇根大学安娜堡校区访学,2017年8月底回国。告别密大的时候,我模仿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写下《作别安城》:“依依地我走了/正如我依依地来/我理一理行囊/带走所有的精彩。”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从1993年到2017年,我仅仅写了上面四首诗,至少现在能够看到的,只有这四首。虽然对文字一直都很热爱,但在这24年间,写诗对我来说,的确是非常偶然的事情。
从自发到自觉
也就是在创作《作别安城》之后,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可以写诗啊!于是开始主动阅读、学习和锻炼。写诗渐渐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当一名诗人也成为我心中的目标。五六年下来,不觉积累了几百首诗作。
有人会问,一个理科生、金融人,一位中年男士,怎么会爱上写诗呢?印象中,写诗不是年轻人和文科生的选择吗?
我也自问:我为什么写诗呢?
2019年底,我从北京回到家乡,路过高中母校门口,适值下午放学,看见学弟学妹们一张张青春的面孔,遥想自己当年,不禁感慨万千,一首诗在心中升腾而起。
人到中年,青春已逝,没有了年轻时的冲动与痴狂,但由于年龄和阅历的增加,有了更多感触和思考。怀念过去,感恩时代,行走山河,亲近家人,有太多的情要抒,太多的话要说。
我写过一段时间的博客,长篇大论居多,也热衷过微博和今日头条,现在固定在朋友圈和公众号。朋友圈和公众号里发文章没有篇幅限制,不过一般都是在手机上打字,手和眼着实辛劳,自然希望字数越少越好。这是信息时代、速读时代,无论从作者还是读者的角度来看,以精炼为要的诗歌,无疑是最经济的。我的很多诗,就是在通勤的地铁上、出差的航班上写就的。一首首诗,记录下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诗以其短小精悍,成为我抒发情怀、表达思考的最爱。浓缩精炼、跳跃含蓄、要言不烦、微言大义是诗的特点,字字珠玑中,春秋笔法信手拈来。它码字不多,不像小说尤其长篇小说,要披肝沥胆、呕心沥血。更重要的是,一个写诗的人什么都不耽误,像我,只要地铁通勤的时间就够了。功夫在诗外,一个真正的诗人,应该投入地去生活和工作。
对一切爱得深沉
写诗是我流泪的方式。流泪可能是因为怀念或者期待,愧疚或者感恩,惆怅或者兴奋,而这一切的一切,最终都是因为爱。流泪是我爱的表达。
为什么我常常有诗要写,有泪要流?因为我对生活中的一切爱得深沉。因为爱,所以有太多感触和思考,需要抒发和表达。
2022年春天,我创作了一首短诗《枣》,献给生我养我的枣庄故乡; 《心中总有锦云腾起——为故乡滕州而作》一诗原名《故乡的云》,是我2020年初在下班回家的地铁上一气呵成;在《故乡的味道:滕州四大名吃(现代诗四首)》中,我如数家珍地列举了故乡的羊肉汤、辣子鸡、猪头肉和菜煎饼等美食,在《滕州的吉祥三宝(现代诗三首)》中对滕州的地蛋、大葱和大白菜赞不绝口。
父亲年过50才有了我,我是父亲最小的孩子。去年春节,我教儿子包饺子,不禁想起高一过年时和父亲一起包饺子的情形。那时他老人家还只有六十七八岁,身材魁梧,硬朗得很,距离他后来卧床不起还有七八年,正是享福的日子。可是父亲为四个儿女操持完成家的事后,还有一项浩大的工程,就是继续节衣缩食,给我打造一副钢铁翅膀,让我飞到北京,飞到上海,越飞越远。直到13年后他去世,我30岁了,还在上海北京之间飘忽。他最疼爱、眼里最有出息的儿子,什么都没能给他,除了骄傲。
2019年底,我出差到五台山,站在雪后的山顶,想起父亲去世的那个冬日,想起他以微薄的退休金供我上高中、读大学,我却从来没有带他到我学习工作生活的地方走走看看,更不能让他看一眼我今天的幸福。心中沉重的愧疚,催生了《向日葵的忏悔》。也正是父亲对我无限而无私的爱,让我深感自己对儿子的责任。父爱如山,我是儿子,知道父亲的恩情如山重、如山高;我是父亲,知道父亲的责任如山重、如山高。于是就有了《吾儿,为父是一棵树》。
当然,还有很多对生活的热爱。工作日的中午,躺在折叠床上短暂小憩,体会到生活的美好,《失重的幸福》应运而生;路边小店里,一碗螺蛳粉让我看到日子的色彩斑斓,便创作了《螺蛳粉,与佳人共享》;在健身和减肥过程中的心得,让我觉得有必要《和食物谈一场恋爱》。
我家和地铁站之间要骑一段共享单车,上地铁要换乘两次,单程55分钟,往返近两个小时。写诗成为我上下班途中远离身边嘈杂的隔板,是我通往宁静喜乐的隧道。
写下自己的名字
诗到底要写什么,怎么写?我在努力地探索。有人用生命写诗,有人用键盘写诗,有人用口水写诗。有人出口成诗,有人每日一诗,有人诗作等身。不管怎样,我坚持主旋律、正能量、个性化、真性情的写作,希望自己的诗给世界带来一些积极有益的思考。有人说我的诗很真,确切地说是“三真”,即取自真材实料、发自真情实感、源自真知灼见。也有人说我的诗很接地气,我写了很多乡土诗歌,比如《滕州的羊汤》《滕州的地蛋》,就有人叫我“羊汤诗人”“地蛋诗人”,后来我又加上自号“滕州地蛋”。
这本诗集是我的第一本诗集,经过再三斟酌,书名定为《奔走在金融街的地蛋》。地蛋是山东滕州方言,就是土豆、马铃薯。我觉得“地蛋”能很好地代表我,还有我的诗。虽然我毕业于名校,从事金融行业,但和地蛋一样,我来自农村、源于土地,埋头生长,朴实无华。说不上棱角分明,但绝对不算圆润;虽然看起来粗犷笨拙,但是价格便宜量又足,饭菜两宜,非常亲民。我坚信只有乡土的才是民族的,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根据读者反馈,我也感受到,那些乡土诗作,比如写辣子鸡、猪头肉和菜煎饼的诗,往往能引发更多共情和共鸣。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诗并不像有些人主张的那样,是晦涩难懂、莫名其妙的。
没有人能在自己赚到的钞票上逐一签名,诗人却可以在每首诗里写下自己的名字,直到永远。一本小小的诗集,未必能发出多少光,不过里面也许有些炽热的诗句,有些真诚的文字,可以穿透时间。
这是诗的时代,愿每个人都活成一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