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学史家与批评家总是摆脱不了对文学现象与问题进行命名的诱惑与焦虑，一方面出于对文学进行知识化与经典化的努力，另一方面则来自于介入文学现场、参与文学实践的企图。
文学史家的命名往往是以后见之明总结归纳，比如严家炎开创的小说流派史，将现代小说分为乡土小说派、自我小说及浪漫派、新感觉与心理分析派、社会剖析派、京派、七月派等不同流派。这种范式颇为清通明晰，具有示范效应。后来陈众议就效仿此法，将拉美当代小说流派分为魔幻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社会现实主义和幻想派进行勾勒，张学军则将当代小说划分为山药蛋派、荷花淀派、市井风俗派、散文化派、社会剖析派、现代派、文化寻根派、新写实、台湾的现代派和乡土派等。批评家则更多倾向于对同时代文学现场加以描述，比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朦胧诗、先锋小说、新历史小说、新写实小说、美女写作、“80后”文学、底层文学、非虚构写作等即时性的扫描。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与宏观的文学政策及媒体话语形成同构。
如果细加辨析，我们会发现上述两种不同主体的分类标准，从逻辑层次上来说并不统一，既有从观念与思潮出发的，也有从地域或代际群体出发的，还有的则是现象的归纳。许多不同的流派或现象只是因为曝光率或者影响力攒集拼接在一起，彼此之间互有重叠和交叉，但并不妨碍它们在实际书写中的有效性——事实上，很多时候那些团体与派别的叙述已经成为文学知识的常识性构成，成功地形塑了后来者对于文学史的认知。
到21世纪之后，此类范式逐渐失去了其前沿意味，因为它更多是一种风貌性的描述与呈现，在讨论具体对象时不乏真知灼见，内在整体性逻辑的混乱却使其难以深入。命名的方式开始从归纳、总结、描述，转向于建构、想象与召唤，也就是说，对于某种尚未成型的现象与苗头进行有意识的倡导与引领，试图形成某种虚拟的文学共同体——观念平行于实践乃至先于事实，像“底层文学”“非虚构写作”便已经呈现出此种迹象。
这几年在批评家与文学期刊合力下推出的“新东北”“新乡土”“新南方”“新北京”“新浙派”等形形色色的名目，可以视为文学在视听媒介的挤压下开拓空间的努力，一方面话题制造具有媒体上的可传播性，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创作与评论的生产性空间。然而，正如所有的“新”都暗含了某种“旧”或者“老”，其中的连续性与断裂性很难厘析；而更合乎逻辑的是，所有的“新”必然也会变成某种“旧”或者“老”。文学本身不是机械化生产（当然，网络文学除外，那是另外一个话题），并不需要也不太可能遵循新旧的逻辑行事。因此，我们可以将这些命名的尝试，视之为某种权宜之计或者是语言的增殖，以对新生的作家作品进行集结和标识，想象并召唤出某种带有异质与变化的潮流与风尚。
二
在这样的背景中，“文学苏军”似乎称不上是一个“新”的命名。我没有做过具体考证，但最迟1993年的“陕军东征”就已经让“文学某军”这种说法广为流传，并且带来了一大堆后续的跟风者。称文学群体为“某军”这种思维方式，还有诸如“正面强攻”“偏锋突进”之类说法，带有20世纪漫长的革命斗争年代长时间的军事行动所遗留的印迹，能够起到形象化和便于流传的效果，但并不是所有地方都适用。我能够理解“文学苏军”背后隐含着的突出地域性或地方性的意涵，而更主要的功能则在于，通过这种普泛的词语，一些很难从题材、主题、风格、理念、技巧统一起来的作家作品可以笼统地放置在一起。
在强有力的规划下，江苏已经以集束的方式推出了好几种丛书，其中“江苏当代文学批评家文丛”包括陈瘦竹、吴奔星、叶子铭、许志英、曾华鹏、陈辽、范伯群、董健、叶橹、黄毓璜、丁帆、朱晓进、王尧、王彬彬、吴俊，费振钟、汪政、丁晓原、季进、何平等20卷；“江苏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涵括陈白尘、胡石言、陆文夫、高晓声、张弦、庞瑞垠、赵本夫、储福金、朱苏进、黄蓓佳、范小青、周梅森、叶兆言、韩东、苏童、毕飞宇等16种；“江苏青年批评家文丛”囊括了沈杏培、何同彬、李玮、李章斌、叶子、韩松刚、臧晴、刘阳扬等8位新锐；“江苏当代作家评传”也已经出版了陈白尘、胡石言、高晓声、张弦等数卷。晚近刚刚出版的《江苏新文学史》，以1892年江苏松江人韩邦庆创办《海上奇书》杂志和连载《海上花列传》为起点，以2019年为讫点，分为文学思潮与批评、小说、通俗文学、诗歌、散文、报告文学、传记、戏剧影视、儿童文学、世界华文文学、网络文学、文学报刊等12编共29卷，涉及作家3419位、作品13107篇（部），可以说是一个集大成的总结。另外，还出版了《江苏文学编年》《江苏当代作家在海外》和每年的《江苏文学蓝皮书》等述介与资料性著作。这些作品整体全面地展示了江苏文学现代以来方方面面的成就，从全国范围内来看，无论从规模体量，还是深度质量上，都属于独此一家。
“文学苏军”可以说已经构成了现象级的存在，而“文学新苏军”无疑有着更加明确的当下性、现实感和培育性。其中，“里下河文学”的建构就是显例，我曾经在一篇参与讨论的文章中将其归结为从怀旧到写实的抒情样貌。虽然这是一个以淮安、扬州、泰州、盐城、南通等苏北的里运河与下河之间的地区来命名的文学，但无论从概念的发明、历史的回溯，还是横向的扩展与未来的瞻望，里下河文学都已经超越了地方性与区域性文学的范畴。尽管这个提法的初衷可能更多着眼于地方文学与文化遗产的整合与再造，在实际的讨论、运行和操演之中，里下河文学无疑逐渐具有了当代文学微缩景观的意味。这个区域性的地理概念并没有禁锢住在此诞生、定居、出走、移民的作家所带来的繁复而多样的文学呈现，空间意象独特性表述的嬗变某种程度上显示的是人性和时间上的普遍性变迁。当我们将因为种种或隐或显、或远或近、或深或浅的地缘关系而与里下河产生关联的作家作品关联起来，他们就呈现出一种隐秘的精神脉络，显示了我们时代城市与乡村现代性进程中情感结构的变化。“文学新苏军”也可作如是观，它固然是以江苏作为起点来策动，却并不是孤立与单向度的叙述，而是当代中国文学总体性中的一个切片。
三
某个地方文学，最直观的层面无疑是地域的概念，来自于某种文化地理学的特定认知。像中原、三秦、齐鲁、荆楚、巴蜀、燕赵、吴越、山陕、潇湘……这些区域郡望，经过长久的文化积淀，携带着集体记忆的内涵；“陇头”“姑苏”“长安”“浔阳”“江陵”“楼兰”“扬州”……这些地名经过在诗词歌赋中不断打磨，早已成为风花雪月那样的程式化意象。地方同情感与风格之间形成了某种自然而然的联系，诸如“骏马西风塞北，杏花烟雨江南”的不同美学内涵。梁庭望先生曾借用人类学和民族学中“文化圈”理论，从地理环境、经济生活、民族分布、文化特征四个方面考察，将中华文化划分为中原旱地农业文化圈、北方森林草原狩猎游牧文化圈、西南高原农牧文化圈、江南稻作文化圈四大板块，并将各板块的文学进行了对应论式的描述，就是这种地理—族群—文化决定论的显现。
要指出的是，静态性的区域文化侧重空间因素，而多少忽略了时间的因素。地域特征在当下愈发演变为了一种固态的遥想和忆念，某种本质化的“地方性”可能只存在于前现代的“超稳定社会”，那种稳定性伴随着工业化、交通、信息与人口的大幅度流动，在当代已然分崩离析。以江苏而言，苏北属于中原文化，江南属于吴文化，中间的是淮扬文化和金陵文化，这些前现代的遗留本身就是多样的，更遑论贸易与交通、迁徙与流动、合作与竞争已经让不同的板块之间彼此交融互动在一起。早先似乎凝滞或者变动迟缓的空间被政治、经济和技术打开，流动性与不确定性成为现代性的表征，几乎不可能有人能用僵化的特点与特色来概括某个区域的文化与文学。
然而，同本质主义的刻板和僵化差不多，“多样性”其实也是一个被滥用了的词语，可以通用到几乎所有的地域，也就失去了其具体的指涉性。“地方”因而还是有意义的，这种意义就在于即便不同的地域都在某种现代化的路途中愈加趋于同质化与雷同化，也或多或少存在着某种由历史、文化同地域相结合而形成的某种地方传统。这种地方传统是空间经过文化编码后的结果，属于风景、器物、制度、组织之上的精神与情感层面，并不像前者那样易于变动，而在内核上具有某种稳固性“小传统”，成为某个地方树立身份的关键所在，同“大传统”之间构成隐隐约约的补充关系。
形形色色的小传统，带来文学上的风格的传承，拿南京来说，“门外韩擒虎，楼头张丽华”“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唤客尝”“江春不肯留归客，草色青青送马蹄”“伤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一代又一代文人墨客的层累式书写，奠定了风流蕴藉、感伤清绮的格调，成为一种特有的格调，甚至作用于现代以来的小说与散文书写之中。
“地方”有赖于这种文学的编码才获得其“地方性”。如今的南京与江苏文学显然已经突破了这种局面，而要“地方”具备现实感，超越了某种物理空间或心理空间，还附加上了文化空间与虚拟空间的含义。比如新兴的网络文学，就很难再用固有的“地方性”进行阐释与归总，江苏网络文学这种提法如果成立，地域元素只是附加的点缀，而更多指向于特定的观念、情感与价值——类型上的突破与创造，观念上的探索与发明。
概而言之，内容（主题题材与形式创新的合一）、平台（物质载体与传播渠道的开拓）、观念（情感结构与价值理念的生产）的综合，大传统的框架中，小传统得以具身性的显现，构成了某个地方文学的普遍性与具体性的统一，地方文学命名的语词由此方能建构其鲜活的肉身。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