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年新春前，《人民文学》携手“与辉同行”进行直播，一度火爆出圈。这种火爆多少带有令人惊喜的意味：一方面，人们惊喜于以《人民文学》为代表的纯文学刊物，这么多年来仍然活跃在我们的身边（即便大家给予它们的关注早已不像当年那样集中）、一直都在茁壮成长和持续生产；另一方面，人们也惊喜于文学的读者从来都不曾走散、这一群体到今天依然是数量庞大、热情极高的。许多报道准确地将此形容为“双向奔赴”。关于此次直播的成果数据、总体意义等，介绍文章已经很多，无需我再重复。在这里我想做的，其实是开挖一种“向内拓展”的分析性视角——从《人民文学》直播“出圈”说开去，谈谈“杂语时代”文学全新的处境、语境、可能性。
我们面对的是多声部的“杂语时代”
意图如此，我却并不打算先谈《人民文学》，甚至都不打算先谈文学。我想先提一部电影，那就是春节档刚刚上映、又在大年初八宣布退出春节档改期再映的《红毯先生》。提这部电影有两个原因：其一，这部电影曾紧跟在《人民文学》身后做客“与辉同行”直播间宣传卖票，两场直播算是“邻居”——这是直观时空层面上的相关性；其二，更重要的是逻辑层面上的相关性，《红毯先生》这部电影所探讨的便是“话语焦虑”，甚至干脆是电影这种具体艺术门类的创作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对话沟通问题，这刚好与《人民文学》直播“出圈”的启示根源相通。
当然，《红毯先生》讲述的是一个沟通失败、话语碰壁的故事，而这部电影不甚理想的票房，似乎又反讽性地讲述了另一重失败碰壁——相较之下，《人民文学》的直播成效目前看则是十分成功的。但这种结果上的差别并不能取消一个事实，那便是在今天，几乎所有的艺术门类——即便是电影这种远比文学更“新”、形态上看起来更“现代”的门类——都面临着社会话语方式转型和传媒环境迭代所带来的焦灼。当影片中的刘伟驰勉强说出“各位老铁”却坚决拒绝将“666”念成“liao，liao，liao”时，我们不难读懂此间话语习惯乃至词汇谱系的错位体验；当“我在认真拍戏”的本位主义思维与网友们旁逸斜出的关注点（如动物保护视角）始终无法对接，那种似曾相识的局促和无力感也难免会使人会心一笑。在如今这个众声喧哗、话语平权的自媒体时代，但凡开口表达，话语的方向难免会在不同的程度上发生折射偏转，这种对方向偏转的心理准备在今天甚至正变成一种计划内的传播预期。话语频道众多，聚合力就会流散，交流也未必合拍，话语能量的传递效果因此衰减。这是如今许多文艺门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从《红毯先生》的作品内核到《人民文学》的直播尝试，还包括许多我在此不再举出的其他例子，都无不显示出这种跨越门类、普遍存在着的沟通接受焦虑及识变应变渴望。
这种话语磨合与思维更新的过程当然会是纠结乃至艰难的。究其根本，文学艺术的表达行为，从来都不是一种以自我内循环方式成立的存在，它永远面向并依赖于具体的人，以及由具体的人所建构生成出来的话语世界；而我们面对的话语世界状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从古典时期到启蒙时代，时代话语的内核与指向常常变化，但话语世界的基本生态和基础结构大致稳定：一种声音在说在讲，这声音在众多的山川和村落、耳朵和嘴巴中间不断回响、形成共振，价值观念的共同体由此结成——多而杂的声音并非不存在，但不容易被听见。但现代以来，印刷术等新技术动摇了这种“声音结构”，第三次科技革命后信息技术的爆炸式发展和全新传播格局的迅猛扩张，更是带来了彻底改变。当下，每一部手机都可以是一大捆话筒，不再是一种声音在讲述，而是所有的嘴都在讲述。所谓发声权普及、声音的民主，是就其积极一面而言；至于信息过载和信息茧房，则又指向其副作用。积极消极或许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它已构成了我们身处其中的牢固现实：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多声部、广谱系的真正彻底的“杂语时代”。
文学与“杂语”的世界本就天然契合
“杂语”并不是我自创的概念，而是来自前苏联文学理论家巴赫金。他的“杂语理论”认为，人类语言的天然存在状态就是“杂”的，语言在社会中的流通保留甚至滋养创生了不同语言层次、语言方式、语言资源、语言意识之间的杂处，而社会性的杂语状态最终又会传导为文学艺术的杂语表达。在《长篇小说话语的发端》等文章中，巴赫金指出，“小说是反映形成中杂语的一面镜子”，“长篇小说是用艺术方法组织起来的社会性的杂语现象”。进而，杂语和多语的状况关联着文学自身表达创造力的创生，“多语现象和与此相关的不同语言的相互映照，把这些形式提高到了一个新的艺术思想水平；正是在这个新水平上，才有可能出现长篇小说的体裁”。
类似的看法还有其他许多著名的参照。例如黑格尔认为小说是市民社会的史诗，现代的文学表达所面对的对象，已经不再是史诗话语所面对的那种“不可分割的整一体”；卢卡奇的表述则更加诗化，“小说是上帝所遗弃的世界的史诗”，这表述显然并不是指向具体的宗教，而是指涉话语整一性的瓦解状况。伊恩·瓦特则认为，现代小说的兴起，有赖于一种高度尊重个人的社会综合体的建立：“一是社会必须高度重视每一个个体，把他看作其严肃文学的恰当主题；二是普通人必须有足够多样化的信仰和行为。”这是小说赖以存在的条件，而这种多样化的普通人生活的世界，当然是杂语充盈的。
之所以掉这些书袋，其实是想要说明，文学（包括小说，也包括与小说共享着相同时代价值的其他文体）其实不应该害怕这种多样、散点、有时似乎不太可控的“杂语语境”。因为，我们今天所继承和掌握的文学、这种现代社会框架下的文学，原本便是从众声喧哗、不避纷乱的杂语环境中诞生的。文学的现代性及现代化从一开始，便是植根于对多种多样的民众声音的适应及吸纳，面向的便是大一统话语体系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多元化、散点化的个体生活世界。现代信息技术改变了这种“杂语”的强度、广度和力度，但并未改变其根本基因。在一切艺术表达方式中最为悠久经典、具有“母本”地位的文学，最该身先士卒地面对现代传播格局和自媒体话语生态带来的难题挑战——这是一种旗帜鲜明、声音洪亮、响鼓不用重槌敲的说法。更加直白的说法则是：怕什么呢？要知道，现代文学与“杂语”“多语”的世界本就天然契合、甚至是相依为命，对多元化差异化话语生态的不适应，其实是一种退化和“忘本”。
《人民文学》直播中的话语方式
回到《人民文学》直播“出圈”，文学在根子上是关乎语言表达的事业，我想要说的正是话语层面的事情：这次的直播实践在形式上首先意味着传统文学话语与网络空间内多样的话语体系、话语逻辑、话语资源间的相遇碰撞，这种与公众话语世界的对接互动，是值得鼓励也值得分析的事情。
例如，我们不妨做一下话语形态分析，看看我们惯常熟悉的（或许也是常常自认为清高、有门槛的）文学话语，是如何在网络直播间里与“带货话术”及用户的即时反馈信息相融合、相对话的。不难发现，梁晓声、施战军、蔡崇达等嘉宾谈论文学价值和文学意义时的方式，是普泛空谈少、个人感悟多，讲道理少、讲故事多。不是说没有道理，而是把道理都尽可能融在故事里面讲述——这就好比最好的理论家说话未必最玄最绕，把深奥的道理用形象切近的话语方式讲清楚，有时是更高级的本事。在这里被突出的，不是高大上模式化的宏观话语，而是经验化的话语主体、具体的个人形象。这与《我在岛屿读书》、“网络余华热”等现象案例带来的启迪相通，都强调日常生活质感和“人设”感染力。同样，董宇辉在总结部分，大量使用的是高度情感化、具有第一人称主观视角自白色彩的语言，去进行明确的价值指认；其表述中关键要素如“青春岁月”“以文学为名义”“让世界看到了我、了解了我”等，其实都是传统文学写作中颇忌讳使用的表达方式：我们会认为这样的表达不够节制、主观指认痕迹太浓（意味着缺少意义生发的空间与弹性）、仪式感过强过硬。客观说，文学写作中使用类似的表述确需小心，然而直播间不是文本空间，这样的表达方式出现在自媒体平台上、作为纯文学文本与大众接受者之间的衔接过渡桥梁，其实又是合适的。通过这种主体现身、推己及人、看似“直给”的方式，董宇辉把手中的《人民文学》杂志打造成情感共鸣和记忆唤起的装置，从而将一个“交换价值”层面的话题（橱窗里商品的展示、标价与出售）置换进了“象征价值”甚至“情绪价值”维度——这是“话术”、也是“技术”，而技术并无高下之分、只有妥否之别。而在评论区，许多引起我注意、也收到极多回复的留言，则显示出将“话语”转换为更加具体的“动作”的特征：例如，有位用户在评论区写道，“我给胡辣汤店订了一份，店里经常有学生来吃，希望能帮到孩子”，这条留言收获了近4000个点赞、超百条回复。这种转换直接彰显了原本“务虚”的文学一事的生活实践接口，构成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接地反馈”。
以上这些话语方式、话语策略，如果概括为一个词，那就是“情怀”。不仅仅是“情怀”这个词的本义，更重要的是“情怀”拆字后的含义：一个“情”、一个“怀”。“情”，指的是具体的情感共鸣，强调话语表达要“走心”、要与可感知的经验世界建立有效呼应。“怀”，指的是对过往或未来的怀想，其背后是对生活理想性的呼唤及认同。这其实正暗含着大众对文学的期待，以及期待背后隐藏着的不满足：大家希望文学能重建与生活及人生的有效联系（与我有关），并提供一些理想性的光亮和能量（于我有用）。
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与我有关”和“于我有用”，正是当下文学急需“补血”的部分：经过新时期文学初期（也就是直播过程中被多次指涉到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爆炸性发展，文学在技术和观念上都取得了长足进步，然而文学写作的形式变革能量在被充分激活之后，是否真的能“术尽其用”、兑现为对世相人心的有效表达，乃是后续性的实操难题。进入网络时代，文学召唤社会情感、解决精神难题的效力，客观说仍有提升空间；而情义温度的缺失和对重大现实关切的失语，在过往一段时间中则常常成为文学界自我反思的重点对象。在此意义上，直播间对文学的谈论，倒成了对文学自身缺失的某种补足。
从“跟着跑”逐渐变成“领着跑”
《人民文学》此次借助网络直播“出圈”，提供了一次很好的契机，用于展示文学满足公众期待的能力、实现满足公众期待的效果，同时也倒逼推动文学自身内部的更新进化。所谓“酒香不怕巷子深”，如今巷子开了，就看酒能否醉人。因此在直播结束之后，更重要的课题，其实是如何让下单的读者从“把书买走”进阶到“把书打开”。目前来看，直播间里下单《人民文学》的热潮，即便未必算冲动消费、粉丝经济，但情怀党、仪式性消费恐怕也确实占据一定比例。读者购买（传播学问题）的战果已很出色，下一步的重点则是读者阅读（接受美学问题）：应该让读者真正可持续地打开刊物、阅读刊物、与刊物的本体（而非刊物的符号）实现对话。
要达到这样的效果，我们或许需要从几个不同的层面综合发力。一是就文本生产层面来说，文学发展到今天，一味地曲高和寡多少也算一种偏执，文学写作如何在保持艺术水准的前提下，尽可能寻找易于接受、符合当下审美习惯的方式和路径，把“高质量”和“低障碍”结合起来，这是值得思考的课题。二是就传播路径层面来说，文学行业应当把这条面向公众、扩宽对话的路继续走下去，不断积攒经验、扩大战果、形成习惯，摸着石头过河之后要想着搭浮桥再过下一条河，真正“摸清门道”而不只是“凑凑热闹”。三是就话语创新层面来说，尽管身处“杂语时代”，文学的表达也还是要“以我为主”、强调主体性，亲近但不能迁就、放低身段但不能自降品质，不是被话语之“杂”吞没，而是在众多声音中尽可能地放大文学的音色。我们追求的是文学的影响力、传播力，但它绝不意味着要走把文学变成非文学的虚假“捷径”。这样的高要求意味着，文学话语的影响力和引导力，要从“跟着跑”逐渐变成“领着跑”——文学要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和历史主动性，就必须设法重新担负起文学语言塑造民族语言的经典性功能。要做到这一点，整个行业领域的系统发力必不可少：文学教育的开展、文学公益的普及、文学氛围的营构、文学成果的传播下沉……多措皆应并举，不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而是要爆竹声此起彼伏、相互回响、回环共鸣。正是在此意义上，《人民文学》不应是孤军而应是先头部队，其直播的火爆也绝不该是终点，而恰恰该是起点。
（作者系中国作协创研部理论研究处副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