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路斐斐
走进中国画画家、美术教育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郭怡孮先生的家，就像走进了一个花的世界、花的海洋。水仙花、蝴蝶兰、梅花，盆栽的花、纸上的花，悬挂在客厅墙壁上仿真画、装饰扇面上的花，以及屋中随处可见高低大小不同的瓷器上手工绘制的花，等等，姹紫嫣红，不一而足。10余年间，这里既是郭老的家，也是他的画室、书房，更是他收藏花、观察花，以及深入思考中国山水花鸟画创作与教学的“怡园”。2月22日，由中国文联主办，中国美协等相关单位协办的第七届中国文联知名老艺术家艺术成就展在中国文艺家之家展览馆开幕，几百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上百件代表性实物和专题宣传片，着力展现了郭怡孮等3位老艺术家崇德尚艺、潜心耕耘的艺术人生。“我深深地感到，这个荣誉不只属于我个人，也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一批中国画画家和广大美术工作者的。”展览开幕式上，郭老饱含深情地说。2月25日下午，84岁的郭老在位于北京怀柔的居所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
记 者：首先祝贺郭老师参加此次第七届中国文联知名老艺术家艺术成就展，这是一份很高的荣誉。回顾您的艺术之路，作为出生于中国画世家的新中国第一代由高校培养的中国花鸟画家，是什么吸引您走上了专业美术创作的道路？
郭怡孮：谢谢，能参加这次展览的确是一份很高的荣誉。展览开幕那天，我在展厅版面上看到许多熟悉的面庞，内心十分感慨。我从小生长在一个美术世家。父亲郭味蕖是画家、美术史论家和美术教育家，母亲陈君绮是大金石学家陈介祺的后人。从我开始接触美术时，就对素描、油画、版画、雕塑等各美术种类都很喜欢，可能就与这样的成长环境有关。高中毕业后，我考上北京艺术学院专门学习绘画，从开始什么都学到最后分科学国画，专攻花鸟画，再到此后在中央美院专门从事中国花鸟画创作、教学，担任花鸟画专业的科室主任，我始终保持着对各种形式美术创作的极大热情与好奇：我想推开不同绘画种类的大门，甚至推开中西艺术的围墙，这可能是吸引我不断探索美术领域、永远保持年轻心态的一个重要动力。我还记得当年大学毕业时，时任北京市委领导的邓拓同志看了我在北京市美展上展出的《山泉》一画很是喜欢，在《北京日报》上写文章说：“郭味蕖、郭怡孮父子同台展出，特别是郭怡孮画的燕子花生机勃勃，大有出蓝之概。”这给我很大鼓励。今年我84岁了，在这个年龄我更感觉到，我们这一代中国画画家的创作应该更加“自由、解放”，我们应把自己广泛的爱好和理想都发挥出来，想尽一切办法去打破艺术的“壁垒”，无论哪种艺术形式，只要觉得有艺术表现力，只要觉得感人、心中喜欢，都应该去积极尝试。
记 者：1950年，您的父亲受徐悲鸿院长之邀调入中央美术学院任教，您之后随父亲进京读书，并于7年后考入了新中国第一所综合性艺术大学。这段经历给您后来的艺术之路带来了哪些影响？
郭怡孮：1959年我考入北京艺术学院，有幸受教于卫天霖、李瑞年、俞致贞、高冠华、白雪石、吴冠中、阿老、邵晶坤、罗尔纯、张安治先生等。虽然那时我们赶上了三年困难时期，但是在全国各地，“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已经吹响，艺术院校里的师生也充满了干劲。我们的老师把新的知识、见解全都掏出来讲，我们在精神上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满足。今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已经故去了，但他们对我们的成长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在先生们精神的感召下，那时学校里每个同学都十分用功，进步很明显。我们从前辈艺术家那里学到了一种精神、一种学风、一种态度，逐渐理解了怎样认真对待艺术、怎样深入钻研，以及什么是传统、什么是生活、什么是创造。
记得一次有一位同学画了幅《晨荷》请俞致贞先生指教，俞先生当即指出，画晨荷就要早上去写生，不要傍晚去。同学疑惑不解，先生说：“荷花早上花开时先从内瓣分开，外瓣尚拢；傍晚花闭时，先收内瓣，外瓣后拢。你画的花心是紧的，所以定是傍晚画的写生。”大家听后无不叹服，以后画写生谁也不敢马虎了，每画之前都要把对象的物理、物情、物态，从生长结构到生活习性，都按老师的要求做到“门儿清”，还要弄清对象在不同季节、时间、地点、环境下的不同变化，做全面的观察了解。此外，老师还多次提醒我们，生活不等于艺术，不能照搬生活，对生活一定要经过加工提炼，要艺术地再现生活。20世纪80年代初期，各种西方思潮涌入时，俞先生也曾跟我讲：“现在大学生忽视基本功，只讲创新，急着搞创作，这种风气我很担忧，没有基本功就没有表现力，今后要吃大亏的。”这些教诲我一直谨记，后来在我的课堂上也将这些所得与精神代代传承了下去。
记 者：1962年大学毕业后，您被分配到中学任教长达17年，后来又是如何重新走上了专业创作和高等美术教育的道路？
郭怡孮：在中学教书的十几年间，我曾经历了一生中最漫长的岁月。在那个特殊的时期，我并没有放弃对花鸟画的热爱，还积极地和学生们打成一片，组织美术组办画展、办板报、出小刊物、办宣传队。1977年春，北京市文联举办了粉碎“四人帮”后的首届山水花鸟画展。这个展览成为了文艺解放的一声春雷。因参观人数众多，展览后来从北海公园画舫斋移到了中国美术馆，并前往多个城市进行巡展。由于事先有准备，我送交的5幅作品全部入选了此次展览。其中，《东风朱霞》还被印成了年画，发行近10万张。于是，1977年文化部决定成立中国画创作组时，负责创作组的华君武和丁井文同志便派人找到我，说看到了我在这次展览中展出的作品，感到很有新意，于是借调我到中国画创作组，也从此改变了我的命运。
当时，中国画创作组成立的目的一是抢救老画家，二是要为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外交部及我国驻外使领馆等国家重要机关画一批新画，三是要画一批新作品为国家换外汇。在创作组的两三年里，来组里画画的大画家有百余位，刘海粟、陆俨少、程十发、宋文治、何海霞、郑乃珖、关良、关山月、黎雄才、亚明、朱屺瞻、孙其峰、许麟庐、石鲁、吴作人、李可染、叶浅予、黄胄、黄永玉等名家都来了。每天我和这些名家朝夕相处、观摩学艺，获得了许多提高我认知力和创造力的重要财富。在创作组领导和前辈们的教诲指导下，我还画了许多大画，其中有一些还走出了国门，如我为联合国大厦画的《烂漫山花》等。这幅画至今还悬挂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厅中。
因为有了这一段历练，1979年我得以正式调入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任教。从那时起，我就开始边工作边拼命地学习、补课、追赶。我至今还记得当年担任中央美院第一届研究生班班主任，协助李苦禅、田世光先生组织教学时，两位先生的教诲。后来我又担任了中央美院中国画系副主任，老主任叶浅予先生曾语重心长地跟我说：“中国画这个教学阵地太重要了！”我一直铭记着这句话，不敢有半点松懈与马虎。在我的执教生涯中，我带过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花鸟画高研班，出版了《中国花鸟画写生教程》《中国花鸟画创作教学》，参与编写了高校《中国画》教材等。可以说，中国画教学成了我一生最重要的工作。
记 者：20世纪90年代您开始走出国门到法国、俄罗斯、肯尼亚、加拿大、日本等地举办展览，进行研修、讲学交流等，极大地开阔了视界。通过对中西绘画进行深入的比较性研究，您总结出“大花鸟意识”“野草也是我的花园”“写交响曲”等艺术主张。这些观念产生的思想基础是什么？
郭怡孮：1990年前后，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想出国去看看的冲动。此时改革开放已经如火如荼，西方新的艺术观念大量涌入，国内突然兴起了学习美学的热潮，加之“85美术新潮”后，青年画家思想极为活跃，学生们都有强烈的探索变革意识，我突然就感到课很难教。对一些观点我既无法有力反驳，也无法有说服力地引导，因此我想要亲眼出去看看，便申请了赴法国，去国际艺术城里中央美术学院设立的画室进修。临行前，我和夫人邵昌弟去拜访了廖静文、吴作人和萧淑芳先生，吴作人先生十分高兴，还为我将在国际艺术城举办的画展题写了展名。
刚到法国，我便迫不及待地走访了大巴黎地区的博物馆、美术馆等文化场所。当我首次面对莫奈、雷诺阿、毕沙罗、德加、西蒙、梵高、高更、塞尚这些名家的名作真迹时，我感到我的心也和画中散发的激情一样，在激烈地跳动着。看画展时，我每天都会写些笔记心得，有时就在现场边看边记。我写道：“读原著、看原作，画都是活生生的，有温度、有生命、有节律”；“画得怎么那么真诚、朴实，没有一点儿虚假和故弄玄虚、造作修饰，这是艺术家真情的投入”；“我深感画家是人类文明智慧的忠诚记录者，表现时代是画家永远的社会责任”，等等。其中我思考最多、感受最深的就是“印象派”和中国“写意画”的异同。我感到，中西绘画两条并行线发展至此时，已找到了距离彼此最近的交合点。不同的是，早在一千多年前，中国画家的“写意传神”理念已经基本形成并不断地丰富、发展着，诸如“形神兼备、缘物寄情、物我交融、神遇而迹化、似与不似之间”等，都已成为写意传神理论的精华。中国画这棵文化大树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如何更加根深叶茂？我们怎样才能创造出既具有民族特色和人文传统，又具备现代文化特质和文化功能的新中国画？在这样的思考中，我大胆打开了思想的闸门。我认识到，中国花鸟画中的精神内涵比起描写同类自然题材的西方绘画来说要大得多。它是拥抱自然、拥抱社会、拥抱生活的不同凡响的民族艺术之花。因此，中国花鸟画在歌颂生命、保护环境、呼唤和平、弘扬人性等这些当代和未来的重大主题方面，能从其特有的角度表现得更加深刻，具有更加感人的艺术力量。我为中南海接见大厅画的《春光图》，为天安门城楼画的《河山似锦》，以及《赤道骄阳——我的内罗毕宣言》《罗霄山花》《天地和同 春光锦绣》《日照香江——为1997年香港回归而作》等，都受这些创作观念的影响。此外，我还尝试在传统“花鸟和山水相结合、工笔和写意相结合、泼墨和重彩相结合”的三结合基础上，通过技法的结合重组，产生一种新技法、新风格、新面貌，用花鸟画奏响时代需要的宏大壮阔的“中国画交响曲”。
记 者：2011年，中国画学会在京成立，由您出任首任会长。当时您对学会的成立有着怎样的期望和设想？
郭怡孮：从20世纪90年代起，我就相继担任了中国美协中国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名誉主任等职。2011年，经过长时间的积极筹备和充分酝酿，中国画学会终于成立了。中国画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成体系的东方绘画代表，有着鲜明的不可替代的文化特点和文化价值。近百年来，中国画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画家更增强了对民族绘画的深度思考，中国画学会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诞生的。它的成立得到了当时各级领导机关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如何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来做好我们的工作，提升民族素质、塑造高尚人格、营造良好文化氛围，这是文艺工作者的责任，也是我们创办学会的指导思想。
中国画学会的成立旨在广泛团结中国画工作者、引导中国画的发展、倡导中国画学术研究、繁荣中国画创作，既要坚持从世界当代文化的高度来探索中国画的民族性，探讨东方美学对当今世界的贡献；同时又要努力从民族立场来探索中国画的现代之路，探讨中国画对人类精神生活的现实价值。十几年来，学会在对中国画的理论研究，如对中国画精神、特质、历史演变和走向，对中西绘画比较、品评标准、传播推广与技法理论，以及对中国画收藏、赏析、消费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整体思考和细化研究。我们用大河寻源的办法，探索中国画这条源远流长的长江大河，感悟中国画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独特艺术理念的特有价值。在我看来，中国画的发展始终离不开继承与创新、传统与现代这些既相关联又矛盾的问题。因此，我们不能孤立、片面地认识传统，新中国画之路一定要在大传统的“灵山慧海”中，找到我们的遗传基因。若没有对传统精神的把握，就会因为继承不足、功底不深而创新乏力、难有大成。这就要求我们画家、理论家要有慧眼，该提倡什么、保护什么、批评什么、抵制什么，这个尺度要拿捏好。同时，我们更希望能创造出一个和谐宽松的艺术生态环境，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和艺术民主，鼓励不同流派的发展和新的探索，营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
记 者：今年全国两会即将召开，作为全国政协第八、九届委员，您曾获得过政协委员优秀提案奖。近年来，您的花卉作品还连续入选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开幕纪念封用画。您如何看待中国花鸟画作品的当代性？
郭怡孮：在我看来，中国画的花卉是人文的花卉而不是自然的花卉，它不按季节而是按时代来划分。不同的时代就会有不同时代花卉作品的面貌。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就要反映出我们现在对自然、对时代的一种感受。我们为什么要画中国画？为什么要表达？我们画家不但要表现出自己的感受，还要把大众的感受通过我们的作品表现出来。我想，这其中就体现着中国花鸟画作品的当代性。
我曾经担任过两届全国政协委员，这身份让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要努力使自己具有宏阔的文化视野和自觉的时代担当。无论是政协委员的建言献策，还是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的存史资政，对我来说都是时代赋予的使命。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我年年都会关注文化与自然保护的话题。独立撰写的提案“西部大开发，文化要先行”获得过优秀提案奖。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开幕纪念封用画还连续九年从我的花卉作品中选出，牡丹、藤萝、凌霄、山茶、荷花、梅花等这些各有特色，代表中国精神、深受中国人喜爱的花卉作品纷纷入选。今年，我画的牡丹花再次入选，纪念封图案来自我近年创作的大画幅作品《霓裳羽衣图》的局部。这幅作品用色非常浓烈，融合了中国传统年画、壁画的特点，在构图上借鉴了“百花不落地”的传统满构图绘画风格，希望表现出期盼国泰民安的主题。
现在我常讲，80岁以后，我感到自己的艺术生命好像才刚刚起步。这些年我画了很多大画，如《春涛化龙图》，画面用写意的渴笔浓墨泼写树干，把龙腾飞跃的感觉表现出来。如果没有多年积淀的“写”的功底，是很难画出这样一种气魄和气势的。再比如《燎原》，根据井冈山盛开的杜鹃花进行创作。我在画面上一层一层地画出杜鹃如火燎原的感觉，用画面不断去引导、创造，表现出一种蓬勃的生机和生命的气势。此外，现在我还在画百花条屏系列，用的是与明代周之冕创造的“钩花点叶”相反的“点花钩叶”技法，以求更好地表现我们这个时代的审美取向，让画中之花更明艳、灵动，叶更沉稳、坚韧。近年来，我对电脑绘画也很感兴趣，希望能把它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上，比如修改画面、修改创作等。以前我们课堂上做一个效果图，要是变一个色调，学生得画三天，现在几秒钟就可以完成了。此外，中国画作品怎么跟日用品设计结合，让美术作品更好地进入文创领域，为更多普通人服务、为人民的日常生活服务，也成为我现在很感兴趣的探索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