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拓跋氏后裔的诅咒》时，我只想把故事写好，把主人公拓翎写得生动形象。主人公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北方农村女性，她一开始是以夫为天、逆来顺受，后来开始发现自我、改变认知。前半部分的人物形象，在中国农村可以说是根深蒂固，后半部分涉及当下社会讨论比较多的话题，即女性的自我觉醒。小说描述了主人公的个人遭遇，背后是对命运的慨叹。

如何把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陕北农村女子在北京扎根并发家致富的故事讲好，是我的任务，其间涉及成长、恋爱、婚姻、家庭、子女教育等问题。我极力地想做到几下几点：

其一，让人物在现实中找到影子。人物是虚构的，但肯定来源于生活，不是虚无缥缈、和现实脱节的，而是从现实中来，到现实中去。

我把笔力集中在拓翎身上，用了许多笔墨，倾注了许多心血。我与拓翎同哭同笑，也让读者与她同哭同笑。在这一形象的刻画中，我有时用素描勾勒，有时用工笔细画，有国画的色彩鲜明，有油画的浑然深纯。她的人生如同陕北高原，即使身体被生活的风雨冲击得沟沟壑壑、山山峁峁，仍然有最健硕的体魄、最雄浑的气质，永远引吭高歌。故乡热土永恒的纯朴在她梦里萦回，首都的现代化新元素又在她动脉里新陈代谢。她由孱弱走向高大，虽曾渺小如同山峁上的一棵马兰花，亦可高大到登上北京世纪坛鸟瞰天下。我对她唯有敬爱与仰慕，因为我太熟悉西北高原农村妇女的生命状态。

其二，让人物在现实的舞台上活动，在现实生活中展开和演绎自己的故事，不入天不入地，和时代社会紧密结合。

小说试图以拓翎的个人经历及家族命运，映射出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从陕北农村到首都北京，从黄土高原到火热都市，社会面貌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迁。故事在讲述主人公几次成功把握机遇、实现财富自由的过程中，抓取了不同时期颇具代表性的“风口”，如“煤”“房”等，引起读者共鸣。主人公的命运，还折射出国人共同的苦难和奋斗，其中有女性的成长、坚韧与温情。在时代的舞台上，冲突在这里交织，人物在这里成长，命运的喜剧或悲剧在这里自然上演。

其三，让人物接地气、有烟火气，让他们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空间。作品以一位女性的自述，围绕其家庭变故和个人奋斗，引入几十年来的社会变迁，引入对鲜卑民族性格的思考。拓翎的遭际引人同情，其所涉及的社会问题、家庭问题更是触目惊心。小说通过拓翎之口提出“人生的真谛是什么”的命题，值得读者深入思考。

其四，让人物有活力，让故事有能量。什么是好的文学作品？简单来说，就是要带给读者正能量，启发读者思考。这就要求作品里的人物有活力、故事有能量，让读者能够从中感知社会发展，获得心灵的力量。尽管未来充满未知，但希望的火种已经点燃。

其五，让人物在时代坐标里有所定位。时代是一面镜子，我们都是镜子里的人。镜子会变，人性却不会变。文学很大程度上是在反映人性。我努力把生活体验转化为生命体验，抒写时代赋予我们的感受，以及由此产生的温暖光亮和力量，让主人公和读者一起，找到时代坐标下的定位。

小说以拓翎的人生经历和笼罩在拓跋氏后裔头上的“诅咒”为明暗两条线索，串联了许多个生活故事，生动展现了时代前进的步伐和现代社会的多姿多彩；以拓氏家庭四兄妹、两代人的生活际遇、寒暑冷暖为轴心，展现了陕北乡村农民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及其独特的乡俗民情，描绘了时代大潮中都市各色人等的生活画面。人物形象的鲜明性，人物性格的多元性，人生命运的不确定性，以及细腻的心理描写，对生命真谛的严肃追问，都是我所追求的。我想用嘹亮旷远的信天游，去渲染浓厚的乡土风情。

这部小说是虚构与非虚构的结合，当然，最大的成分还是虚构性的小说文体。正如前文所说，小说从真实的生活中来，我在尽力写出生活的质感。我写这部小说的目的是什么？起初我也说不清楚，就是想写，写一个女人的家长里短。拓翎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平凡人，但又有不平凡的经历。她像蜗牛一样微不足道，背负着重重的壳，却始终向着阳光爬行。我写了一个水煮不烂火烧不透风刮不乱烟熏不黑的女人，在风雨中迎接太阳，从黑暗中走向光明。我知道人生不是为了讲道理，而是为了活着，我不想陷入故事中，只想平静地述说生活。这就是我写她的原因。

我是一名医生，习惯了按看病的方式去写小说，像外科医生一样，大胆又小心地处理小说中的细节，把没用的切掉，有用的留下来。写作的过程，说充满艰辛有点儿夸张，但写不下去的时候倒常有。每天伏案写作时，我都和小说中的人物一起笑一起哭。当写到拓翎离婚后躺在床上一病不起，两个孩子跪着呼唤妈妈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哭出声来；当她做生意赚到第一笔钱时，我也和她一起高兴起来……

这本书我写了4年，修改花了1年，出版花了1年，前后共计6年，不算长也不算短。因为在医院上班，没有整块的时间投入写作，只能断断续续地写。就像十月怀胎，孩子出生了，不管丑与俊，只要健康平安就好，总之我已尽力。正如我在自序中所言：“文学的大道上荆棘丛生，让人望而却步，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看到鲜花盛开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