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艳
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纲”，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框架下重现历史上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文学图景，重新阐释经典文学作品中蕴含的共同体意识，着力构建理论评论话语体系。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界在民族文学理论、民族文学学科、作家作品研究、少数民族文艺、口头诗学等论域均有探讨、开掘与推进，彰显出新时代文学的新视野、新气象。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10月在京召开，首次提出并系统阐述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一道，成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与批评的根本遵循。《民族文学研究》《文学遗产》《文艺报》等报刊开设专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专家学者结合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围绕“中国式现代化”“两个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等议题，共话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023年10月，国家民委和中国作协发布《关于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民族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意见》提出，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创作具有中国气派、民族特色的优秀文学作品，建设德艺双馨的各民族作家队伍，推动新时代民族文学融入现代传播格局，开创新时代民族文学事业新局面。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我国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举措，这对于强化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具有重要作用。2023年10月，“《民族文学研究》40周年：传承与发展”学术论坛在京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共同回顾《民族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深入探讨民族文学学科的建设方向和民族文学研究话语体系构建，探索民族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同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2023年学术研讨会在广西民族大学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就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建设、各民族文学交往交流交融研究、民族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民族文学理论与方法等议题展开研讨。2023年12月，第四届新时代藏族文学高端论坛暨西藏当代文学研究会2023年学术年会在西藏民族大学举行，与会专家围绕“新时代西藏文学发展”“西藏生态文学与生态文化”等议题进行讨论。在这些学术论坛中，与会专家学者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对具体议题进行有效地探究。
少数民族文学应该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之器”。在2023年，很多的学术著作和论文聚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例如，徐新建《不同而和：中国文学的多元共建》一书立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及其与世界各民族的跨文化交往，梳理和总结人类学和文学视野下的中国故事。全书内容包括对西学东渐后文学与人类学本土化问题的学科性思辨，同时也涉及了与之相关的个案论述。牟方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文学路径》认为，构建“创作—批评—研究”三位一体实践路径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重要作用。徐俊六《论少数民族文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逻辑》提出，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与评论要积极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融合，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使命，进一步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
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了文学的丰富图谱，汉语文学是主干，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是枝叶。刘大先《中国多民族“语言—文学”谱系与比较研究的拓展》描摹出国家通用语（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共同构成了“中文”的多元、交融、共生的谱系。多民族语言文学之间相互促生，形成了中文“不同而和”、动态发展的创造。文学经典在少数民族中的传播与影响，是各民族文化互动与交融的典例。吴刚《金批〈西厢〉与满、蒙古、达斡尔〈西厢〉关系研究》试图通过金批《西厢》与满、蒙古、达斡尔《西厢》的关系研究，揭示汉文学经典《西厢记》在少数民族中的传播与接受规律，以此探究中国各民族文学多元一体的面貌。
少数民族作品是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意识形态的载体，将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置于民族国家的历史背景中，阐释作品中的“共同体意识”成为一种学术自觉。李国太《文学与认同：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汉语作家文学思想研究》一书注重探讨少数民族作家的身份意识、文学观念及其对创作的影响。黄晓娟、张淑云、罗莹钰《中华文化认同与传承的女性书写》一书立足中华文化的总体格局，以历届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女作家及其作品为重点研究对象，探究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生成方式、文化内涵，分析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精神趋向与审美境界，建构少数民族女性创作者的审美主体地位。
“三大史诗”研究与口头诗学的发展
如何从民间汲取智慧，把三大史诗作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资源，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当代史诗研究者的历史责任。2023年7月，“‘三大史诗’与文学传统学术研讨会暨‘三大史诗’传承人培训学术会议”在新疆昭苏县召开。2023年9月，“中国三大史诗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国际论坛在京举行，与会学者围绕三大史诗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史诗的跨学科、多媒介转化研究、口头诗学研究、史诗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史诗的史料、档案、版本学研究以及数据库建设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关于“三大史诗”的研究，成为了2023年度的学术热点之一。《玛纳斯》史诗是柯尔克孜族社会历史发展的百科全书，也是“一带一路”跨界流传的史诗。阿地里·居玛吐尔地《英雄史诗与口头传统——〈玛纳斯〉史诗的文本形态及史诗艺人的演唱艺术》一书以国内外《玛纳斯》学的肇始与发展为基础，讨论史诗文本的产生与创作、玛纳斯奇的学习与演唱、文本创编规律和法则以及史诗的传承方式与途径。毛巧晖《从口头传唱到歌舞剧——史诗“玛纳斯”的当代传承》一文勾勒出《玛纳斯》遗产化和艺术化的过程，从口头文学、书面文本到舞台演绎的创新发展体现了《玛纳斯》历久弥新的时代精神与文化价值。《格萨（斯）尔》的演唱程式问题长期受到学者关注。李连荣《神马叙事传统中的“秘相程式描述法”及其象征意义》以“马赞”和《赛马称王》章部的文本分析为中心，兼及考察“格萨尔”史诗相关的传统抄本和口头演述本，提出“秘相相征”和“开启秘门”是“秘相程式描述法”的两种构合方式。2023年9月，《文艺报》在“少数民族文艺专刊”集中推出王艳《〈格萨（斯）尔〉：跨族群文化的千年传唱》、刘大先《〈玛纳斯〉：丝绸之路上的英雄赞歌》、冯文开《〈江格尔〉：蒙古族的神圣叙事》三篇文章，重新梳理并解读三大史诗的发生、演变历史，有利于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钟敬文在《民间文学概论》（1980年）中有关民间文学集体性、口头性、变异性和传承性四大特征的系统阐述，为中国口头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础框架，而朝戈金将这些核心概念回置到中西文学传统演进的历史语境中进行再分析。其中，《口头文学之“口头性”论析——从钟敬文主编〈民间文学概论〉出发》一文通过重新清理钟敬文的相关学术遗产，同时勾连长期以来中外学术对话的主要路径，提出关于口头性的讨论依然具有继续深拓的理论空间。《口头文学之“集体性”与“个体性”发微》一文以“全观诗学”的视域对中西方“集体性”与“个体性”的概念进行知识考古，指出叙事传统中的具体个人常是施受同体，演述人与受众构成互嵌和互构的关系。同时，人在与其创造物（文学）的互构关系中进行文学生产，完成普遍性和具体性、集体性和个体性的深层统一。
近些年来，口头诗学迅猛发展，对不同领域的知识生产形成了多重影响。徐杰《口头诗学的语境范式与文艺观念的理论重构》认为，口头文学的现场性、活态性、演述性以及默会性决定了文学对语境的依赖。口头诗学话语为融媒体时代的文学研究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思路。新现象学对情境的整体性、混沌性和多样性的理论阐释，为口头诗学语境范式的沉浸性和全息性提供了哲学基础。同时，新现象学以身体性作为情境的出发点，这为口头诗学主体的在场性、交互性和居间性提供了理论支撑。冯文开《口头文学与文人创作之间的双向转化——以〈清平山堂话本〉为中心的考察》认为口头文学不仅有高度的灵活性，且不断从书面文学中汲取精华并在文学传统中不断流传。二者之间相互转化，共同构成一种谱系性的文学连续体。探讨宋元口头文学与文人创作之间的互相转化及其规律，可为当下文学创作对口头文学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助益与启示。
文学史观、批评观念的不断更新
在中国百余年文学史的书写中，少数民族文学观念的发生与演进推动了研究范式的转型。李长中、王飒《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观的共同体意识与共同体诗学构建》认为，如何正确处理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共同性”与“差异性”、“同一性”与“多样性”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彰显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相契合的中国文学共同体特征，是我们需要回答的重要课题。徐俊六《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中华民族文学史观》提出，采用世界眼光与多学科交叉视野，聚焦汉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互动与融合的案例，成为建设和践行中国式民族文学史观的主要路径。
学术史梳理对于学科的发展至关重要，反思文学史的书写问题将会为文学史的编纂提供镜鉴。邱婧《20世纪50年代西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的改编与重构》聚焦少数民族作家的叙事长诗创作，认为这一现象的发生，不仅彰显了作家对民间文学资源的接受、改编和再创作，还与新中国民族文学的建构、社会主义新文学的发生以及民间文学整理、“新民歌运动”的开展密切相关。张英《口头文学入史的时间问题研究——以彝族口头文学为例》提出，口头文学的“非时间性”是写史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由此产生的诸多问题表明现有的书写范式并不适用于叙述口头文学的历史，书写口头文学的历史需要超越具体的时间性。李猛《少数民族文学史书写的生态文明进路》提出，“生态”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研究的重要视角，“生态批评+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模式逐渐成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学术增长点。王永伦《贵州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写实践与思考》反思贵州少数民族文学史在分期断代、资料搜集、编纂视野、阐释深度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应与时俱进，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总的编纂视野，对贵州少数民族文学史进行重写。
重新思考与辨析“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概念生成、话语和范式的演进，可以为构建多元一体民族文学话语提供学理支撑。乌兰其木格《“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概念的生成与范式的转变》追溯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源流，梳理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概念的生成、主要意涵、发展及其外延。姚新勇、易家玉《“社会主义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理论话语演进史考》考察“社会主义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的初创与成型之历史，勾勒“社会主义少数民族文学”理论话语生成演进的线索，并对人们耳熟能详的某些重要文献作出新的阐释。艾翔、艾光辉《论现代性浪潮中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分析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的现代性转型，总结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在迈向现代性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出的特质，探索少数民族文论在融入现代性主潮中的历程。李珍妮《少数民族文艺如何被“发现”——茅盾新疆之行与现代西北文艺的边缘路径》以茅盾受邀赴新疆学院任教为切入点，呈现少数民族文艺在成为特定学科概念以前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亦呈现出其进入主流文学视野、被认识和接纳的过程。
少数民族作家使用汉语来进行创作，往往在无形中会受到汉语和母语的双重影响。因此，当代少数民族汉语写作体现着独特的思想追求和审美特质。罗庆春《当代彝族汉语诗歌研究》梳理了当代彝族汉语诗歌的产生与发展，并分析其为当下创作带来的实践意义和理论启示。周秀英《论新时代新疆多民族汉语小说的话语范式》认为新时代新疆多民族汉语小说以显性或隐性多语杂糅的话语陈述形式，体现了各民族作家的文学话语的融合。刘莉《当代藏族汉语诗歌审美境界论》认为藏族汉语诗人用充满民族印记、饱含生命内蕴的诗，呈现现量境界、直觉境界、乐受境界和圆融境界等诗学特点，富含中华传统文化内涵又颇具现代精神的艺术创作特色，充分表现藏族诗人现实生活的哲思妙悟和对人内在精神境界的审美追求。当代文学生态和文学现场实际上是金字塔形的，当代基层作家是金字塔厚重的基座。杨彬《文学的基层力量》从地域文化、乡土文化以及女性视角研究基层作家的创作。调整研究姿态、考察书写地方的基层作家作品不仅能拓宽文学研究的边界、重估文学的影响力，而且能激发基层作家创作热情，也为地方文化建构、助力乡村振兴添砖加瓦。
面向具体作家作品的细致研究
对老舍、沈从文、端木蕻良等经典作家作品的研究与阐释，历来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重点，相关的成果汗牛充栋。《老舍的身世》是老舍生平研究的重要依据，付立松《金受申〈老舍的身世〉考释》对老舍的满族姓氏等问题，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李致、冯瑶《文艺大众化与老舍抗战时期创作的两次转型》考证了老舍抗战时期文学创作的两次转型，“既有一个心系家国的作家对文艺大众化发展路径的情感认同与价值取向，也有基于自身文学个性为适应抗战文艺路线做出的不断妥协与调试，更有源自文学审美的反思与纠结”。马新亚《20世纪30年代沈从文乡土小说里的风景及其“暗面”》认为，20世纪30年代，沈从文乡土小说中的风景已经不再是碎片化的点缀之物，而是蕴含着作者审美理想和创作观念的一个整体性存在。沈从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讲究自然风景的如画性及自然秩序与社会秩序的对应性关系。唐小林《战争语境与“明日的艺术”——论沈从文20世纪40年代的湘西书写》在探索抗战语境下湘西命运和出路的过程中，剖析沈从文以“未来”召唤“未来”，最终贡献出一种以“明日的艺术”来抵抗现实危机的写作方案。冯芽《跨域、时代与地方书写：端木蕻良香港时期的文学路径》探讨了满族作家端木蕻良流徙香港后，香港文坛将其识别为时代作家而非东北作家，此种空间与身份建构的多重变迁，促使他的创作重心从表现故乡转向书写整个抗战时代。
在小说领域，当代一大批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受到研究者关注。李晓峰、刘俊杰《重读〈茫茫的草原〉》认为，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是对少数民族革命历史的叙事，民俗叙事与革命历史叙事高度融合营构的民俗化、民间化、生活化、艺术化的历史场景，为革命历史叙事的神圣性和崇高性注入了鲜活的草原气息和生命元素。藏族作家阿来早期以“米一”为笔名创作了一系列科幻作品，赵靓《出“科”入“文”：阿来的科幻写作及社会实践》认为阿来的科幻创作注重三重突破，即“从叙事类型到文学幻想、从科学认知到人文思考、从个人写作到社会实践”。艾莲《阿来的博物学意识与博物书写》认为，阿来并不拘泥于西方博物书写的科学与精细，而是运用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志等方法观察生命与生活，将之融入小说中，不断突破定义与标签。李玫《人类学实践对叶广芩文学叙事的渗透》将目光投向满族作家叶广芩在日本留学期间的人类学专业训练与田野实践经历，重新指认和厘清其小说中那些被遮蔽的美学特质及其生成机制。
在研究中，学者们注重挖掘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中所彰显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比如，李红霞、邹赞对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小说《歇马台》和《白水台》中的“民族团结”主题的阐释（《牧区记忆、文化再现与历史书写》），司国庆对海勒根那小说中的叙述主题和叙述技巧的深入思辨（《论蒙古族作家海勒根那民间书写的发生与嬗变》），都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密切相关。蒙古族青年作家索南才让因为获得鲁迅文学奖，近两年受到学界的进一步关注。黄炜星《蒙古族作家索南才让的“新牧民小说”论》认为索南才让并没有困于其民族身份的“异质性”，而是以“公共性”的眼光审视民族文化在现代冲击下的危机与困境，并在游牧精神中寻找解药。王爽《论索南才让小说集〈荒原上〉的叙事策略》从“‘在路上’的叙事结构”“直面死亡的叙事主题”“冷峻疏离的叙事风格”三方面剖析《荒原上》的审美表达。
少数民族诗人身上有着族群、地方、母语的文化印记。李长中《吉狄马加的诗歌创作与他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为，吉狄马加的诗“内联着族群，外联着世界”，在“纵的继承”与“横的移植”中完成了他的族群身份、中国身份与世界身份的交融。吴雪丽《空间的流动性与精神游牧的可能》从空间“流动性”视角探讨阿库乌雾的诗歌写作，认为阿库乌雾是那种试图不断跨越边界、在“流动性”中不断重构自我主体性的写作者。近些年来，少数民族青年诗人的创作呈现井喷之势，学术界对此也有关注。比如，钟一鸣、李寅对“80后”少数民族诗歌的艺术特性的分析（《进入“公共”语境之后——论“80后”少数民族诗歌的艺术特性》），以及牛金霞、钟世华对“90后”少数民族诗人诗歌创作的回溯（《“90后”少数民族诗人：在“流动”中“回溯”》）等。此外，《文艺报》在各个版面中对蔡测海、田耳、凡一平、潘灵、尼玛潘多等少数民族作家的新作以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进行了及时的评论。
综观2023年度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与批评，学者和评论家们始终关注这些议题：如何构建新时代中国民族文学研究的话语体系？如何将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中华文明基因和共同体意识呈现出来？如何推进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文学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可以清晰地看到，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试图将各民族文学嵌入中国文学知识体系的文化自觉与理论自觉不断增强。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各民族文学不断交融，熔铸成多元统一的“文学共同体”，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也从不同视角观照这灿烂多姿的文学景观。
（作者系西北民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