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批评家说过，有两类人适合当作家，一类是农人，一类是水手。所谓农人，本意指的是那种“对本地掌故了如指掌”的作家，是对本地生活、风土人情、日常境遇的熟稔，他知道得总比别人多、比别人深、比别人细；所谓水手，本意则是“他的经验朝向未知”，他是在“创建”一种我们在日常中没有见过的世界，我们对他言说的那个世界无法证其真也无法证其假，在那个远离我们日常的世界中，他同样比我们知道得多、知道得深、知道得更细。农人式的作家，是在生活中不断开掘，是提炼、凝聚和言说本土经验，更强调细致、深入和微妙；而水手式作家，则是要在故事和陌生处着力，它强调新奇、曲折和“非常态”，时常会有魔幻的、幻觉的、想象的成分注入。两种类型的作家，各有优长，各有炫目之光，我们大概无法在强调某一类型的重要和卓越的时候，去否定另一类型的重要与卓越——但区分这两种类型还是异常必要的。因为它们要书写的侧重点不同，而阅读者从中的“汲取”也会随之不同，随之而来的是评判角度和审美角度上的不同。因此，为这两类作家的作品书写阅读“导图”也就必然地要进行相适的调整。

在我看来，李静可能属于典型性的农人式的作家，她的写作更多地基于经验、感受、被触动的情感和自我情绪的外射。在《青色书》收录的诸多篇什中，她几乎都是以“自我”（当然，这个自我也允许有部分的虚构）为半径来完成的。在她的这些篇什中，我们始终能看到被凸显的“我”的存在，即使在那些所谓的山光水色中，“我”的观测之眼和外物对“我”心境的波及也是明显的、相融的。李静在《青色书》的文字中没有特别强调自己藏族的身份，甚至可能有意忽略，但她通过自己身侧的事物、民俗、地域特征、双方对话和个人习惯，背景式地勾勒出了在“自我”之中的种种沉积，这里面当然也包含民族性的部分。

阅读李静的文字，我偶尔分神，会想起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一句深刻的断语，他曾说，《古兰经》中没有一次提及骆驼，恰恰证明它是阿拉伯人的创作，因为阿拉伯人对骆驼是那么地熟视无睹，它们就像空气和每日的呼吸一样。那么，李静的写作可能同样如此，她不刻意强调的，恰恰是她具备的、连接着血脉和呼吸的。她不通过也不想通过猎奇化的表征性来“呈现”自己，而更愿意从内心出发，从更深入的幽暗和埋在心底的光出发。我个人非常认可她的这一选择，尽管这个选择会让部分的批评者“遗忘”她的民族身份，在谈论少数民族写作的时候忽略她所获得的成就。

但是，好的文学从来都不是依靠外在的“修饰物”，它在部分凸显差异、陌生的同时，一定要确保某种精神上的共有和共情。能让文字具有穿透力量的，永远是它葆有的知识、智慧和情感，是对生活生命“遮遮掩掩的真情”。

平和有光 亲近自然

和自然的天然亲近，是李静文字的一大特点。这种亲近在我看来是骨子里的，是一种相融性的、交织性的流淌，甚至让人觉察不出太强的“界限感”。是故，将李静的文字看作生态文学或者自然文学，大抵也是对的。因为，在她的文字中，自然有灵，自然中的一切都是可爱可敬的“活体”，它们甚至时时会居于中心位置，而将人（包括李静这个观察者）都挤向角落。在李静的文字中，我们会特别地注意到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词：“繁衍生息”——它不可忽略，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连接着世界观、人生观的词，它折射着作家对于自然事物和人生的本质性理解。佐证性的，是她在《高原里》重复过至少两遍的一段话：“在整个生物圈里，每一个物种似乎都有自己专属的地界线，这条地界线一边是生、一边是死，这是不可逾越的自然法则，它像一道无法解除的魔咒，万物皆受约束。”正是基于此，李静自然书写的特质性也就呈现了出来：一是天然的亲近感和融合感，这一点前面已经提到。二是事物的平等性，在她那里陡峭险峻的山峰、轰轰烈烈的杜鹃林、伸手可触摸到的天空以及追逐《冈仁波齐》的他，与路边飞起的雉鸡、小小的七星瓢虫、结伴而行的蚂蚁都被放在了平等的观测位置，她用同样的、平等的语调叙述和描述，而这种平等性还表现在：“天空中还有一只灰褐色的鹞鹰正在锲而不舍地追逐一只喜鹊，喜鹊发出惊慌失措的声音，似是嗓子里含了很多粒沙子。另一只喜鹊赶来帮忙，但鹞鹰不为所动，它们起伏、周旋……”在这里，李静平静地“观望”，既没有站在捕猎者的强势一边，也没有站在被猎者的弱势一边，她将自然界中的（也包含人生中的）繁华与萧瑟、慈祥与凶险一视同仁，而这一视同仁贯穿于所有的篇什。三是李静在对自然的书写中始终有一种洇漫着的温情，也正是因为这温情的存在，使得她的文字恬静、平和，时有光的跳跃。我甚至觉得，她的这种温情是古典的、东方的，它不在险峻和冲突的力量感上特别用力，甚至有时会消解这种力量——这种处理方式打捞起的是久违的中国传统中极为珍贵的东西。她写下了她信的、她理解的和她认可的，是那种亲近感，是语调里的温情，也是事物间的平等观。正是通过这些特点，通过她贮含在文字中的真情，李静的《青色书》呈现了鲜明的个人特色，有着自己的巧妙赋予。

在场的感受与地域的丰饶

地域性，或者杂糅于地域性之间的民族性，依然是我要提到的，这是李静“了如指掌”的本地掌故，是她悄然埋入的独特的印迹。我承认，正是这种地域性的差异让我在阅读中兴致勃勃，是李静用她的笔在引领着我和我们，进入到她和那片地域所建构的山光水色与风土人情中。在李静的书写中，她的地域感不只是知识性的，她不仅仅试图告诉我们“海拔3323米，北纬37.16度，东经101.30度，气温15.5摄氏度”的科学表述，以及察汗河流域会有漫山遍野的杜鹃花、德令哈清晨的大太阳和粗粝响亮的风，不仅仅是青海花儿青苗戏，不仅仅是巴塘草原的牧人生活、父亲留在农村信用社的遗存以及名为“赛虎”的狗。这些当然是属于地域性和个人性的部分，甚至是显赫的、鲜明的、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李静要在文字中告诉我们的，远不止这些。我个人更为看重的，恰恰是她的个人赋予，以及她为书写地域性而添置的那些。

首先，她添置了细节。细节，在她的文字中是最为值得关注的部分，也是这本《青色书》中最有质感和情感感染力的部分。有批评家说过，作家应当是人类的神经末梢。在李静的这本《青色书》中，在她所提及和提供的细节中，我时时会有来自“神经末梢”的触动，而这触动会由轻而重，渐成涡流。譬如《里奥是只狗》中，她写“里奥”的两面性。这里面有着情感情绪的丰富，有着强烈的共感力，有着末梢式的柔软，有着对事物体贴、细致而又敏感的体察。在《无名之辈》和《风吹彻》中，来自神经末梢式的细节带给我们的感触可能更强。

其次，我要强调她在书写中的“我”的在场，尤其是“我”在场时充当的“感受者”的那一面：“我”在这里感受和体味着所有的发生，“我”被触动、被击中、被带入和融化……李静让“我”始终在场，一方面建立了足够让人“信以为真”的说服力，另一方面则更多地强化了阅读者随之的感同身受。

第三，我还要强调李静在书写中的洇漫性。她往往不是止于对眼前之景的描述，而是由此联想，联想自己的经历、经验，联想类似的情节、细节，联想历史、文化和古人的感吁。阅读她的文字，我能想到的另一概括性的词就是“枝繁叶茂”，它有着主线和主根，但更有繁盛的、宽阔的枝叶和果实，收放自恰。这些使《青色书》获得了让人感触良多的丰富和厚重。

我还想指认它的故事性，这也是李静的有效赋予，让散文的情绪连接有一个起伏和铺排，从而构成着连贯推进；我还想指认她在语言上的用力和精心，它平和而精致，畅快而美妙，富有诗性。《青色书》中所贮含的、所葆有的，以及所要告知我们的，远比我要说的、可以说出的要多得多，愿朋友们拿出耐心，它就像是醇厚的茶，有着耐人回味的滋味。

（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