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90年代，我和沈大力，跟法国雕塑家保尔·贝尔蒙多和他的儿子，也就是中国观众熟悉的电影明星让-保尔·贝尔蒙多有过密切接触。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我回忆起与这两位法国文化名人生前的交往旧事，十分感怀他们对中国的深深情谊。

贝尔蒙多与周恩来纪念雕像

让-保尔·贝尔蒙多的父亲保尔·贝尔蒙多是一位杰出的雕塑家。巴黎第13区戈德弗鲁瓦街一家旅馆门前的周恩来浮雕像，正是这位法国艺术家的作品。他为中国总理周恩来雕塑的气宇轩昂的浮雕像，充分体现了法国古典和谐的艺术传统。

1978年，《周恩来传》的作者、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依据中国总理周恩来上世纪20年代初曾一度旅居巴黎第13区戈德弗鲁瓦街的史迹，向巴黎市政府提出在周恩来故居门前安放一尊纪念胸像。这家旅馆位于巴黎市意大利广场附近一条窄街里，是一幢三层楼房。1922年至1924年，周恩来在巴黎勤工俭学期间，住在三层楼右边一间陋舍里，组织起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2001年，这家旅馆被爱国华人购置。

时任巴黎市市长的希拉克欣然接受女作家韩素音的提议，选择了被认为最有才华的雕塑艺术家保尔·贝尔蒙多承担雕塑周恩来头像的特殊任务。时间紧迫，巴黎市当局给出的时限仅十来天，还要给铸模造型的两位艺人卡普里和迪诺留出两天。中国驻法大使馆提供的是一张周恩来总理的正面标准照片，而对一位雕塑者来说，侧面雕塑成功率比较高。贝尔蒙多不顾困难接受了这项任务，显然是出于对中国总理异常景仰的情怀。

当时，作为保尔·贝尔蒙多的好友，沈大力多次到雕塑家的工作室造访，亲眼看到他为雕塑绘制的多幅周总理素描，和据此塑造的一个个圆形浮雕章，目睹他完成周恩来头像雕塑的全过程。保尔·贝尔蒙多对沈大力说：“我要雕出周恩来的真实肖像，特别想要重现他的生命力。为此，需要从不同角度审视，从十几幅素描中进行比较选择，力求让更多的光线聚射到他的面庞。通过明朗的形象，反映出他的内心世界和他的魅力。”

他还说：“我有幸跟周恩来总理同龄。可惜他早逝了。过去，我曾通过阅读书刊了解到他的人格，这次能为他塑像，感到异常荣耀。我是怀着双重兴趣接受这次任务的。首先，我崇仰这位伟人。周恩来不仅受到中国人民爱戴，而且也为法国人民所景仰。另外，为他塑像是一项创作，颇具挑战性。”

平日里，贝尔蒙多一大早就起来到街角的咖啡馆喝一杯咖啡，然后到丹佛尔·罗斯霍林荫道的雕塑作坊，穿一件朴素的白色工作衣干活。他说自己一不工作就会感到烦恼，所以周末从不歇息。在巴黎这样的华都，老艺术家过着简朴淡泊的生活，高龄也不雇人服侍。朋友们看到他的工作室里连暖气设备都没有，冬天靠自己生煤炉取暖。在贝尔蒙多看来，艺术家若是沽名钓誉，那就是没有灵魂，不成其为艺术家了。

贝尔蒙多终身埋头艺术创作，曾为高乃依、米什莱、普鲁斯特和特洛亚、安东尼·瓦托，以及戴高乐等名人造像。其大型雕塑分布在首都巴黎、外省南锡、图卢兹和尼斯等许多城市的街道和广场，甚至远至北非，诸如摩洛哥首都拉巴特的一些城市，作品融入公共建筑的组成部分。在贝尔蒙多的工作室里，可见到他雕塑的塞纳河女神塞昆娜、奥尔良的维纳斯，以及腓尼基公主欧罗巴塑像。

1979年10月16日下午四时，巴黎意大利广场举行为周恩来总理纪念浮雕揭幕典礼。那一天，时任法国总统德斯坦发表讲话。贝尔蒙多不愿在公众集会场合露面，当天凌晨，他曾独自漫步到戈德弗鲁瓦街旅馆前，一个人静悄悄地审视自己创作的周恩来纪念浮雕，流连许久才离去。事后，他听中国作家们说他雕的周恩来头像比原照片上显得更年轻，深感欣慰，说：“如果是那样，我就太幸福了。不过，我总觉得这回时间过于仓促，不然，我可以塑一座周恩来总理的全身像，体现他的伟大。”

贝尔蒙多称赞中华民族的文明。中国代表团访法期间，他从电视上看到中国北魏云冈石窟的纪录片，对洞窟中姿态万千的佛教造像赞叹不已，认为其是生动表现人物心理的杰作。他称赞“中国佛教石刻艺术是世界雕塑的顶峰”，非常想亲眼去看云冈石窟，向沈大力表达了自己热切的愿望。沈大力回北京面见时任中国文联主席周扬，转达了这位法国雕塑家的心愿。周扬立即批示中国文联，邀请贝尔蒙多访华，安排他去现场观赏佛像。中方向保尔·贝尔蒙多发出正式邀请函，并做好了一切接待的准备，让他兴奋不已。他告诉沈大力，行前打算把自己雕塑的周恩来像做成铜质纪念章，在背面刻一句反映周总理精神的格言，留待访华时赠送给中国民众留念。

然而，在保尔·贝尔蒙多登机前几天，他的家人担心一个八旬老人乘坐远程飞机可能会出意外，他的云冈石窟之旅最终未能成行。1982年元旦，保尔·贝尔蒙多与世长辞，享年84岁，埋葬在巴黎蒙巴纳斯墓地离萨特墓不远的地方。

让-保尔·贝尔蒙多：

法国影史“新浪潮”的先锋

保尔·贝尔蒙多的儿子让-保尔·贝尔蒙多十分孝敬父亲。父亲的敬业精神和毅力极大地影响了他。让-保尔说他的父亲是一个工作狂。他问父亲：“您为什么反复去卢浮宫啊？”父亲回答：“我要学习啊，儿子。”1967年，父子俩应邀前往爱丽舍宫，让-保尔站在父亲身旁。戴高乐将军对年轻人说：“我很喜欢您父亲的作品。对您来说，小伙子，一切才刚开始呢。”父亲辞世时，面对巴黎媒体的冷漠，他愤懑地说：“我父亲是法国当代大雕塑艺术家，离世没有多少人关注。而我只不过是个普通演员，竟受到全社会如此过分的追捧，也太不公平了！”

在对这位法国影坛明星的一次采访中，我深感到他对父亲的深情。那是1995年的秋天，上海电视台为拍摄电视文献纪录片《巨人的足迹》来到巴黎，寻找周恩来于上世纪20年代初在勤工俭学期间留下的旧迹。他们获悉法国巴黎第13区的戈德弗鲁瓦街一家旅馆门墙上有一块周恩来雕像，就把它列入了拍摄项目。我帮助摄制组联系上让-保尔·贝尔蒙多，请他介绍老雕塑家当年制作周恩来头像的详情。

采访当日，摄制组一行来到位于巴黎第二区的“游艺剧场”。上海的朋友强调，国内观众喜欢贝尔蒙多演的电影，尤其是《王中王》，他们今天能有幸一睹风采，异常愉快。我为摄制活动担任翻译，让-保尔态度和蔼，直接问我，自己坐的位置是否合适，如同他出道时跟老影星伽班配戏，请教应该怎样做动作那般谦卑。然后，他向中国客人娓娓细述，谈起自己父亲的中国情：“家父得知中国大使馆委托他雕塑周恩来头像，感到非常自豪。那几天，我们全家人都成了‘中国迷’，饭桌上谈的全都是中国话题。”

采访过程中，小贝尔蒙多还回忆道：“父亲自从接受了为中国领导人塑像的任务后，整日凝神聚思，考虑如何造型。一天，我母亲玛德莱娜见父亲冥想入神，轻声问道：保尔，你在想什么呀？他如梦初醒，答道：我在想周恩来。”

让-保尔·贝尔蒙多的话语句句触动着在场每一个中国客人的心扉。采访结束后，他感谢中国影迷对自己的厚爱：“我最大的愿望是让中国人了解我父亲的作品，有一天能在北京或上海为他办个展览。他是真正的艺术家，我不能算！”

保尔·贝尔蒙多夫妇对子女抱有厚望。据保尔·贝尔蒙多亲口说，儿子让-保尔自幼喜欢表演艺术，常常组织周围的小伙伴们排戏。可是不少人对他冷嘲热讽，咬定他“其貌不扬”，不适合演戏。他进入国立戏剧学院后备受歧视，连老师都说：“你长得这副德性，不招女人喜欢。”母亲玛德莱娜听说后，鼓励儿子向父亲学习，像他一样有勇气，不懈努力。

历史确有讽刺意味，后来连第一个007邦女郎都对慷慨谦逊、充满活力的让-保尔·贝尔蒙多芳心暗许。父亲为当了电影演员的小儿子自豪，称赞他“用艺术为劳苦终日的工人大众提供娱乐”。他的小女儿米莉尔则成了芭蕾舞明星。

让-保尔·贝尔蒙多是在法国最得民心的电影演员之一。他首先是法国电影史上“新浪潮”的先锋。1960年，他在先锋派导演戈达尔执导的影片《精疲力尽》中扮演一个小混混，那是个挑战墨守成规的角色，掀动起一股浪潮，显示出不同于“耶耶派”的新颖法兰西风格。《精疲力尽》被誉为“新浪潮”的宣言。《快报》杂志不吝篇幅，称贝尔蒙多是“一头天才的奇异神兽”。

像父亲一样，让-保尔·贝尔蒙多对待自己从事的艺术事业全力以赴，将毕生都贡献给了电影和戏剧艺术。他在世88个春秋，总共拍摄了80部影片。

自1960年起整整60年间，让-保尔·贝尔蒙多活跃在法国银幕上，在他参与拍摄的大部分影片里，一贯以生动的语言，以纯洁、活泼、乐观、友善、慷慨的形象示人。遇到影片中有打斗等风险或特技场景，例如从直升飞机跳到游船上、攀爬大坡度房顶、奔跑在飞驰的火车顶上等等，他都事必躬亲，不要替身。虽然他体魄强壮，但这种不向困难屈服、敢于挑战极限的拼搏精神在影坛是独一无二的。为此，观众不仅高度评价他的演技，还感谢他给电影带来勃勃生机和生活的乐趣。难怪他的父亲骄傲地对友人说：“让-保尔拍的电影，为公众带来快乐。”日常生活中，他是一个十分重义气的人，视友谊高于一切。

1991年，小贝尔蒙多出资买下位于巴黎第二区林荫道闹市的“游艺剧场”，便于自己在不拍电影时常常登临戏剧舞台，直至2004年。他用电影和戏剧作品引起法国民众的共鸣，举一个非常动人的例子：贝尔蒙多在布洛卡导演的影片《里约汉子》里饰演一个跌打滚爬、演示多种惊险特技的角色亚德里安。在巴黎上映时，银幕上一名暴徒正要从背后暗算亚德里安，观众席上一个小女孩突然高声尖叫：“让-保尔，当心呀！”孩子忘记了自己的偶像是在演电影，流露出一片可爱童稚的善心，引起全场哄堂大笑。演员能如此深切地活在观众心里，实不多见。

2011年，戛纳电影节为78岁高龄的让-保尔·贝尔蒙多颁发了“终身事业金奖”，表彰他对电影艺术的杰出贡献。

他曾在科西嘉岛友人家里突然中风，被紧急送往医院，由此每况愈下，不得不告别演艺生涯，直至在巴黎逝世。他生时曾说，自己的理想是“死在舞台上，晚一些最好”。还说：“我确信，人能以另一种形式再生”。

他的这一愿望今天确已实现：在巴黎埃菲尔铁塔一侧，位于空中地铁高架桥下的比尔·哈凯姆桥于2023年4月更名为“让-保尔·贝尔蒙多休闲道”，以纪念这位2021年去世的明星。如今，这座俯瞰塞纳河的金属柱铁桥已成为巴黎风景名胜，游客络绎不绝，来自世界各地的情侣纷纷在此拍照留影。

法国汉学的薪火传承

不同于官方交往，我们与贝尔蒙多父子的交往属于两国民间的个人交往，非常令人难以忘却。2024年恰逢中国龙年，初春的巴黎正沉浸在中法建交60周年的友好气氛中。中国与法国的来往，可以上溯至太阳王路易十四和中国康熙皇帝时代。尽管当时仅限于宫廷，但这样的交流丰富了法兰西王国的文学艺术景观，并推动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在18至19世纪的法国，中国题材已开始不断出现在法国的文学和绘画作品中。安东尼·瓦托和弗朗索瓦·布歇被称为法国的“中国画家”，二人都把中国作为重要的创作源泉。凭借着非凡的才华和对东方艺术的强烈求知欲，瓦托通过《中国音乐家》，布歇以《中国花园》等新颖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想象中的中国，让法国人对中国人的风俗习惯有了更多了解。

法国的“中国诗人”保尔·克洛岱尔、圣琼·佩斯和维克多·谢阁兰，后者以研究充满东方神秘主义的著作《石碑》而闻名。法国大诗人泰奥菲尔·戈蒂埃之女朱迪特的贡献则更为突出。她天资聪颖，在中国秀才、家庭教师丁敦龄的引领下学习汉语和中国古典诗词，很快明确了自己崇仰东方文化和艺术的志向，其后为中国文学在法国的传播作出了不容抹煞的贡献。

1867年，朱迪特出版《白玉诗书》，辑合了近百篇她翻译的中国古典诗词，其中有李白、杜甫、苏东坡和李清照的作品。她在《序言》里赞美中国是“一个为诗人建立庙宇的圣地”。诗集旋即转译成德文、丹麦文和英文，给欧洲浪漫派音乐大师马勒的第九交响乐《大地之歌》注入了神秘的灵感。《白玉诗书》初版，朱迪特署上自选的汉语笔名“俞第德”，将之题赠给雨果。雨果读后写信给她说：“您的文笔有力而优雅！远赴中国，形同奔月。您引导我们进行的是一次星际旅行。”

朱迪特一生中写了许多中国题材的作品。像伏尔泰从《今古奇观》里取材写《查狄格，或者命运》一样，她从中国文明中汲取灵感。朱迪特谈论中国时，表现的是她同中华民族水乳交融的关系，而不是一个旁观者。在她以首位女院士身份被接纳进入龚古尔文学院时，朱迪特宣称：“我是一个新生的中国公主。”

朱迪特对中国感情真挚，促使她成为法国汉学史上的薪火传承者。35岁那年夏天，她在迪纳尔海滩遇到8岁的邻居小男孩乔治·苏里耶-德莫兰，热心教他学起了汉语。十余年后，她的努力结出硕果，乔治进入巴黎东方语言文明学院，最后成为汉学家，写下30多本散文、小说和戏剧作品，如《杨贵妃》《孙悟空》《中国艺术史》等。乔治·苏里耶-德莫兰的另一重大贡献，是将中国针灸术介绍到了欧洲，著有《中国针灸大全》，至今在法国乃至欧洲流传。

人们今朝欣喜地看到，在东西方悠久的交往历史中，已有越来越多属于不同文明国家的人在为促进双方互相了解、加深感情而努力充任文化“摆渡人”。法国诗人雅克·普雷维尔曾在一首题为“乡土色彩”的诗中歌颂“长城的燕子”，在另一首题为《蚕丝》的诗中，他这样描述“丝绸之路”：

正因为此，

在一个有自尊的世界上，

应该为纤细的天来之丝

竖起一座牌坊。

那只袋里的蚕茧

那片白蚕桑叶

缫出第一根银丝。

穿越整个华夏大地……

去到印度，

远赴意大利，

降临法兰西。

沿途璀璨神奇

让纯真少女满心欢喜……

（作者系法语文学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