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小钰”这个名字，今天的人们已经不太熟悉，但三十年前，她在文艺界，特别是在内蒙古文艺界无人不晓。大家都知道她是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的才女，1960年毕业分配到内蒙古大学。作为作家，她小说写得好，和丈夫汪浙成合著的中篇小说《土壤》《苦夏》分获第一、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作为教师，她课讲得好，在内蒙古大学有口皆碑。除了这两样看家本领，她还会朗诵，1955年，苏联英雄卓娅、舒拉的母亲访问北京大学的时候，她代表北大师生在欢迎会上朗诵诗歌，大放异彩。她爱运动，篮球、排球、乒乓球，无一不精。她还会表演，会唱戏，京剧、晋剧、越剧、内蒙古西部区的二人台，都能上台比试几下。她演过样板戏，扮演李铁梅，在内蒙古大学引为佳话，也引为笑谈。因为她虽然扮相不错，嗓音清脆，京腔京韵，但个子太高，接的假辫子太短，怎么看也不像李铁梅，老师们都戏称她“洋铁梅”。不过大家都承认“洋铁梅”才华横溢，无所不能。

我上世纪70年代就和温老师相识。因为我大姐、大姐夫也在内蒙古大学教书，和温老师夫妇都住在内大东门旁边的单身宿舍楼。和别的年轻教师一样，他们也是一间房，门口摆着一个煤油炉、几棵冻白菜。那时我刚大学毕业，在报社当编辑，酷爱文学，虽然世事艰难，但还想当作家，温小钰老师正是我心中的偶像。她住在大姐楼下，近水楼台，我经常找借口去拜访她和汪浙成老师。夫妻俩对我这个文学青年十分热情，总是笑眯眯地沏上一杯清茶，和我谈文学、论艺术。在那个漫长的冬季，这间只能放下一张床、一张桌子的小屋显得格外温馨。有一天，我又去内大看望姐姐，从温老师窗前走过（温老师住一楼），看到屋里有人影晃动，却发现她门上挂着锁（那时候没有暗锁，家家都是铁将军把门）。我立刻明白，温老师一定是忙于工作，怕人打扰，让丈夫把她锁在屋里。从那以后，我不敢轻易叨扰，倒是常听温老师说，要是能有一间独立的书房该多好呀！

大约1974年的一天，温老师突然对我说，她闲来无事（我们那时都是急流勇退的“逍遥派”），想学英语，要我给她弄几本英文书。我不以为意，心想，我刻苦学习了四年英语，科班出身，都没派上用场，你学什么英语！而且我知道，她高中时学的是俄语，英语没有什么基础，已过而立之年，从零开始谈何容易。但见她执着，还是送给她几本书，包括一本英文原著The Path of Thunder。心想，这位无所不能的才女或许会创造什么奇迹。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给我们这一代文学工作者带来无限的希望和力量。我在从事文学创作的同时，开始文学翻译。有一天，温老师突然叫我去她家，把一大摞稿子放到我面前，说：“我已经把The Path of Thunder翻译成中文，不过是当玩儿，边学边翻译的，没有把握。你看看可否和我合作，再从头到尾好好弄一遍，争取出版。”看着这堆稿子，我非常惊讶，她虽然是人所共知的才女，但毕竟是中文系毕业，从零开始自学英语，才短短几年，居然能翻译出一本书来，简直匪夷所思。但译稿就在眼前，我不能不信。能和温老师合作翻译出版一本书，我自然求之不得。而且巧的是The Path of Thunder是我上大学时最喜欢的一本书，我也“当玩儿”似的，翻译了这本书，只是从未想到出版。于是，我们将两部译稿，取长补短，合二为一，取名《一路雷霆》，投给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正式出版。这是我此生出版的第一本书，对我来说，具有里程碑意义。几十年来，无论什么时候，拿起这本书，我就想起温老师。

《一路雷霆》出版后，温老师神秘兮兮地对我说，那十年，她还从俄文翻译了拉夫列尼约夫的《第四十一》和米哈伊尔·卡拉托佐夫的《雁南飞》。不过因种种原因，这些译作并未出版，但我看过她的手稿。字里行间，不但感受到她的才气，还感受到她对生活永远充满希望。1982年，我和温老师又合作翻译出版了海明威的《钟为谁鸣》（For Whom the Bell Tolls，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之后，又在《世界文学》《草原》《科尔沁文学》等刊物发表了几部短篇小说。温老师在写给我的信中不无骄傲地说：“狡兔三窟，我得其四。”她的意思是，她不但会写小说、会讲课、会科研，还会翻译。温老师的志向高远，她的内心深处有一种理想主义者的清高。70年代，我们对世界文坛的发展趋势知之甚少。温老师在大学工作，除了写小说，还搞文艺理论研究，了解的情况比我多。有一次她对我说，世界上还有两个和她一样1938年出生的女作家，这两个人都非常有成就，她要做第三个。后来我才知道，她说的那两个女作家，一个是琼瑶，另一个是美国作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以她的才华和她的勤奋，我相信假以时日，她一定会与她们比肩而立，甚至成就更高。遗憾的是，天公对她太过吝啬，没有给她太多施展才华的时日！

1986年，温小钰老师离开了她工作生活了二十六年的内蒙古，调到浙江文艺出版社工作（曾任总编）。二十六年间，温老师把她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内蒙古，奉献给了内蒙古的教育事业和文学事业。内蒙古教育界、文艺界的朋友们对她万分不舍。温老师也割舍不下这块真诚爱她的热土，和内蒙古的朋友包括我，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几年后，从杭州传来一个不好的消息，温老师得了帕金森病，而且病情发展得很快，已经卧床不起。内蒙古朋友习惯了那个总是笑声朗朗的温老师，谁也无法想象她会卧床不起，她会说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人们都十分惋惜地说，温小钰老师虽然是出生在江南水乡的才女，但最适合她生长的是内蒙古广袤的草原。二十六年，她已经习惯了内蒙古的山水人情，回南方水土不服，才得了这种“怪病”。更有人断言，温小钰老师要是在内蒙古，肯定不会得什么“帕金森”。话虽然朴实，甚至有点愚蠢，但内蒙古朋友对温老师的爱戴和崇敬可见一斑。

1991年，我到上海华东师大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会议结束后是1992年新年，我专程去杭州看望温小钰老师。汪浙成老师接到我的电话后，说小钰已经闭门谢客，但知道我要去看她，非常高兴，一定要见我。汪老师把我接到他们在文二路的新居，让我在客厅等着，过了一会儿，才领我走进书房。我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推开房门，看见温老师已经坐在写字台前等我，脸前还放着一本《收获》。但她四肢强直，一望而知，是汪浙成老师把她抱在椅子上摆出的姿势。我鼻子一酸，使劲咬着嘴唇，强忍着没有流下眼泪。那一刻，突然想起，她曾对我说，她刚来内大工作时才22岁，还像个大女孩儿。去上课时，经常旁若无人地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单腿跳上三楼，和她年龄相仿的学生看了都齐声喝彩。而此刻，那个纯净如水、天使般的大女孩儿却被病魔困在一张椅子上动弹不得。我还想起，住在内大那间小小的斗室时，她曾不止一次对我说：“要是能有一间独立的书房该多好呀！”现在书房有了，她却不能再伏案写作，描绘美丽的梦。

面对被病魔折磨得英气全无的温老师，我许久才说出一句连自己也不信的话：“好好养病，我们再合作翻译一本书。”温老师颤抖的嘴唇边挂着一丝苦笑，口齿不清、断断续续地说：“离得这么远，怎么合作呀！”我再也忍不住奔涌而出的泪水，只能哽咽着点头，说：“能，一定能！”泪水在温老师的眼眶里打转，却没有流下。那一刻，我从她身上感受到的是一种从灵魂深处迸发而出的不可战胜的力量，一种与命运的抗争和不甘。她不承认自己已经被病魔打垮，她的内心依然强大，只接受因为“离得这么远”，才无法合作翻译完一本书的事实。我擦干眼泪，握握温老师没有知觉的手，和她道别，温老师目送着我走出书房。她传递给我的不是一个得了不治之症的人的悲伤，而是一个坚强的灵魂蕴含的生命的力量。走在杭州文二路已经爆出新芽的白玉兰下，我不由得想起温老师1982年访问澳大利亚回国后翻译的澳大利亚诗人安·特拉甘萨的那首诗《驶》：

我那脆弱的梦鼓满风帆，

行驶在愿望的波浪之间，

随希望潮涨潮落，

忘却了大海的寡情，

忘却了鲨牙的凶险。

在顺风中破浪向前，

飞掠过表面柔滑的深渊。

雀跃在明镜般的海面，

直到船儿突然倾覆——而这

难道能怪罪突起的飓风，

难道能怨恨骤涌的狂澜？

我不再有带来美梦的睡眠，

我不再有羞怯和安详，

就这样，我曾抓紧过自己的小舟，

就这样，我又失去了自己的依傍，

我啊，饱尝了太多的风和浪。

又过了一年，1993年，一代才女温小钰老师溘然长逝，年仅55岁。我不知道她是带着怎样的遗憾离开这个世界的，但我相信，她的灵魂一定是唱着歌，飞向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