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三月，不但没有看到淅淅沥沥的小雨，反倒听到了阵阵雷声，未到惊蛰便惊蛰；乍暖未尝，春寒倒灌。身边的咳嗽声此起彼伏，我也长期处于精神萎靡之中，好在身边人主动来了两篇书稿，让我在疲惫中有了窃喜，也为偷懒找到了借口。

每一位图书编辑，即使是案头编辑，都会有一段与作者交往的难忘故事。故事有多有少、有浓有淡、有爱有恨。越是优秀的编辑，越是层级高的编辑，交往的作者就越多，与作者的故事就越多、越浓、越具爱意，甚至在爱到深处时会爱文及人，如同爱屋及乌；越是差的编辑，与作者的故事越寡、越淡，有时甚至充满恨意。我时常听到编辑对某位作者的含蓄抱怨，也不断听到作者对某位编辑的强烈抗议。我在拙作《出版的正反面》中曾援引本家名编辑徐俊兄对我说的一句话：“出版社多一位好编辑，就多一位好作者；多一位差编辑，就丢一位好作者。”

本期两篇文章和作为作者的编辑，他们出现了五个共同特点。一是同为凤凰集团编辑，这在《文艺报》“编辑故事”版中从未有过。作为本版主持人，一直不想向凤凰名编集中约稿，而是尽量动员全国各地的名编为《文艺报》撰稿，只想在突发稿荒时利用职务之便、用“强硬”手段征稿；二是同为总编辑。汪修荣为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原总编辑，袁楠为译林出版社原总编辑，而袁则刚刚履新和我一同负责凤凰传媒的内容生产；三是他们同为文艺出版社总编辑，自然写的都是与作家有关的故事；四是都是自发来稿。自发来稿和约稿的重要区别是：自发来稿是完成自己的心愿，约稿则是完成别人的任务；自发来稿汹涌而出，不写不快，因而充满真情和冲动，约稿则是“按时交作业”；自发来稿让我有意外之喜，而约稿则让我要时而兴奋（同意写稿），时而失望（催而不动）；五是他们写的都是文学大家：修荣所写李国文、袁楠所写格非都是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这让我觉得十分神奇。

修荣与李国文先生的交往充满了一波三折。从希望到失望再到希望再到失望（李先生不幸离世），从青年到中年再到晚年，从编辑工作到生活再到家庭，从信件往来到电话通讯，真是跨世纪的忘年长交；袁楠与格非的交往时间不如修荣与李老先生长，但从初识到相知，时间见证了他们真挚、深情的交往，以及他们忘我的长谈和成果的灿然。作为中青年女编辑，袁楠的文笔与修辞的细腻与深婉，自然与修荣和我完全不同，读者可以自辨。

作者、读者、编辑、评论者以及书商之间故事众多，虽然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有趣精彩，也不是每一段感情都天长地久，但作者与编辑之间的故事，如果编剧和导演足够用心，或许可以拍出上百部令人柔肠寸断的《查令十字街84号》。

——徐 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