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囚与皇帝》是一部难度系数很高的小说集，难度系数这个词常出现在竞技运动中，是衡量一个动作难度的指标。之所以说《死囚与皇帝》是一部难度系数高的小说集，是因为它有一套既定的方案，作家在小说集的引言部分即点明：“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皇帝（唐太宗李世民）审查死囚，看到这些要被处死的人，心生怜悯，下旨放其回家，让他们与家人团聚，来年秋天返回长安就死。此事记载于《资治通鉴》第194卷。”这是在唐朝历史上很有名的事件：唐太宗纵囚归狱。整部小说集的九个故事都是关于亡命徒的，都发生在贞观六年，也都是关于返乡与归狱，这就意味着九部小说各有各的命数，但殊途同归，开头和结局都是定死的。我们知道，小说的结尾往往需要致命一击，往往需要飞扬高蹈，但这部小说集的结局已经被置之案头，是既定的了，谜底先于谜面，在近乎程式化的故事框架中，如何触动读者，是极考验作家功力的事。

《死囚与皇帝》里一系列短篇故事，有着一个母题，即慈悲心。“纵囚归狱”这个历史故事想必为作家留下了极大的遐想空间，对于“纵囚归狱”的动机解读，各方史家众说纷纭，暂且按下不表，只看生与死——这两股悬殊的对抗力量间达成的怜悯与守信，这是极富戏剧张力的。按照皇帝的指令，让死囚回家，在这样一条具有强烈命运溯源性的道路上，作家写出了关于人物的，或者确切地说，关乎亡命徒的小传。作家笔下衍生出了九个囚犯的故事，每个囚犯的故事都只“八分之一露出水面”，围绕救赎、悔恨、有苦难言，给了那些既定罪过的人一次赎罪、申辩悔意的机会，也给了“罪”这个字一个自我名状的可能。比如《渡口》里给张三元一个喝杯酒解心宽的机会，比如《鬼屋》里给“职业杀手”一个除恶务尽的机会，比如《客栈》里给孙元方一个欠情债的机会，这些情节上的设置无不透出作家的温情和善意，在一个虚构的世界里，让那些保守诚信的亡命徒再一次回到生活里，那些世俗的羁绊，那些尘世的安排，无不是一次宏大的救赎。

《夜半敲门声》这篇小说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因为它精巧的设置不亚于一个中篇，先是层峦叠嶂的谜团，之后落地生根带出审判，最后牵连婴孩的命运，一段昭然若揭的婚外情最终撬动一个婴孩的命运，这种“拍案惊奇”的设置仿佛是天意，而作家显然对这个故事有着十足的把握，因为作家有提及这篇小说的叙事视角，并调整视角反复推演。这篇小说如果以涉事者疤脸或者瘸子的视角为切口，就少了层峦叠嶂的感觉，等于是少了一个弥彰，到底疤脸是丈夫还是瘸子是丈夫，这个弥彰就不存在了，或者说会显得刻意，但以旁观者接生婆的视角来写，弥彰自然存在，等到显山露水时，又跌宕生出为婴孩命运奔波的桥段，因为临盆之时，命运会牵引疤脸和瘸子再次聚到接生婆家，宛如一场因果轮回，这样的闭环设置让戏剧性得到最大的呈现。

论及技巧，九个故事都是干净利落的剪影，一束身后的逆光打在主角身上，避实就虚，只勾勒轮廓，切忌过度曝光，刻意留白，以一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拉伸戏剧张力。与这种不以拙力胜人的笔法相得益彰的是小说营造出的氛围，作家是烘托气氛的高手，每个故事都在精短的体量里构建了一个独特的氛围，或者说作家在努力营造出本雅明所说的“光晕”，以至于提到每篇的名字，都会迅速索引出那个狭小的文字空间中所容纳下的悠长的想象和饱满的情感，或者说是从潮湿冰冷中生出的“蓬松火绒”，这与绝处逢生的处境下生出人性的暖意是遥相呼应的。

每篇小说后面附有一个对谈环节，作家将文本打开，面向所有人，开诚布公地谈小说的每一个零件为什么这么生产，仿佛牵着每篇小说到读者面前，再庄重地逐一介绍，再目送他们回到归属地一样。

（作者系《北京文学》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