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是人类在大地上的前行足迹和用脚写下的生命史书。
——题 记
东川意象
气势磅礴的大山，是云南的地理文化坐标，而山中的路，是山民的活动迹象，是人在大地上的人生流向和用脚写下的生命史书，它的曲折造型，尽透人生况味和哲理。
滇东北的崇山峻岭，注定和我的生活相关。在我20世纪80年代的生活足迹中，不管上昆明下昭通，都要经过一个叫“大海梁子”的地方。顾名思义，这里的海，是连绵不断的山海，与大海同样辽阔和浩瀚，人在其中，自身的形体踪迹，包括所有俗世的贪欲和杂念，全被浩大的山色淹没。
20世纪80年代，我乘坐的解放牌大货车，摇摇晃晃穿过滇东北的大山大水。当云雾散去，我眼前惊现一片散落山野的房舍。说“惊现”，是因为房屋造型特别，全用石头垒墙、石片盖顶，无论在视觉还是审美上，于我，都是一个惊世骇俗的亮相。
或许是配合我的心愿，货车喘了一口粗气后停下，我第一时间赶去观赏那片石屋，刚走了两步，就被山梁上一个人影吸引。那时已近黄昏，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大起大落的山水，震撼人心。一个凝重的人影，像一只众山之顶的山鹰，孤独地蹲在山头。仔细一看，那是一个赤脚、穿着补丁衣服而一脸心事的少年。我没打扰他，绕到他侧面，才发现他注视的前方，被一束发酵般的夕阳烤亮，仿佛一片山谷中的海市蜃楼。
“那就是东川。”我身后的司机好像在向世界庄严宣告。
东川历史悠久，在新石器时期就有人类活动的足迹，先秦时期属九州中的梁州，秦朝属靡莫部族。之后的每个朝代，人类文明都在这里拓展，特别是在近现代，一个以铜为载体的文明成为东川的标志——这是中国的铜都之一，四周群山，多储坚硬的铜矿。
因为赶路，我没来得及和山头上的孤独少年交流，而他的身影一直在我眼前晃动，并定格在我的脑海里。无论是一个学生，还是一个放羊娃，他的眼神都代表着山里少年对城市文明的向往。
告别炊烟
灵性多情的小江，从东川城区穿境而过，滋润出一片山水，孕育了以铜为特征的东川文化。这里绿树成荫，商贸繁华，林立的高大建筑弥漫着现代化都市气息。
而在东川辖区，95%属山地，城区四周全是高山大梁，散布着大大小小的村落，大多以泥土为墙，或用石料垒砌。有的地方，整个村子全用石料建房，故称“石头寨”，构成一道特殊的民居风景，虽说具有奇异的视觉效果和审美价值，但都是贫困所致的历史标记。
这里出门就是山，生活环境恶劣，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交通靠走，通讯靠吼。而在那些悬崖峭壁，石头堆积的山野荒地很难长出庄稼，却能造就绝美的风景。这里的沟沟坎坎、一草一木都植入了当地人的情感，他们和这片土地相依共存、气血相通，这里有祖祖辈辈的生活场景，有魂灵，有家族气息。
那时，这里很多地方不通电，村民们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基本用柴火煮饭烧水。无论是黄昏还是清晨，家家户户炊烟袅袅——这是家的景象，也是家的气息和味道。但因山高坡陡，常有泥石流和山体滑坡，不宜居住；更为严重的是，四周矿山自明清开始就大量开采，众多山被掏空，如有地震，就有垮塌的危险，即使没有地震，时间长了也会松动。这样的险情以及东川山区民众的生存问题，摆在了国家、省市及区政府领导的面前，移民搬迁迫在眉睫。
险情就是号令，刻不容缓。
2009年4月28日，在各级政府的关怀下，东川区政府开始启动移民搬迁，准备在十年之内将十多万人口全部迁出。这一决策，是经过几代领导的酝酿而慎重作出的，也是政府对民生问题的庄严承诺。而置身其中的村民，要作出彻底离开故乡的决定，又是何等的难！于他们来说，离开这里，就是舍家断魂、弃脉抛故、背井离乡。一部分村民认为，山外再好都是别人的，而自己的出生地、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即使是山边地角、穷乡僻壤，终归是自己的。因此，有人拒而不迁，劝迁工作步履维艰。
搬迁已成定局，当那一刻终于到来时，千千万万的大山子民，离开故乡时的心情各自不同。小水井村的沈桂花、沙木村的丰其芬、舍块的大黑妹，她们叽叽喳喳地离开各自的故乡，笑声里有哭，哭声里有笑；倒是几个穿得五颜六色的女孩子说起她们离开家乡时的情景，有说不完的话。而有另一类人，望着将要离开的土地，几乎都选择了沉默。其中的沈天亮，像他的名字一样，天刚亮，他拖家带口，从茂麓出发，这个55岁的壮汉，没有言语也没有泪水，或许所有语言都被咬碎吞到了肚里，所有的眼泪都倒灌回流，一颗心被浸泡得隐忍而苦涩，甚至他和我面对面讲述时，心情也似乎很平静。倒是另一个壮汉李兴海感叹不已，他患有严重风湿，当初他瘸着脚、拄着拐棍，步行走出山坳。还有一位残疾人丁德方，年已67岁，他大半生走南闯北，以看相算命为生，而年迈回到故乡时遇上了易地搬迁，还没来得及坐热板凳，还没来得及多看一眼门前的溪流，还没来得及问候一声房前屋后的杨树，就随人流走向坝区，山道留下的，是他一拐一瘸东倒西歪的身影。他帮人算命一生，却没算出自己有告别家乡的这一天。
再见了，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
我不知道，在下山的人流中，是否有当初我在大海梁子看到的那个远眺的少年，如果有，他应该是中年人了。无论是谁，只要是搬迁移民，他们身后，就注定有记忆中的鸡鸣狗吠和袅袅炊烟。炊烟啊，生命中的一缕青影，将永远消失在故乡清瘦而狭窄的天空。
以东川坝子为中心，东面的牯牛山、南边的黑马山、西隅雪岭、北方的拱王山，间或簇拥着的螳螂山、野牛山、烂泥坪、鲁卡箐和大海子，人们从碧谷、汤丹、因民、红土地、舍块等大大小小的村落出发，自上而下，向他们的新家园东川城区进发。
自然，作为一个城市中的书写者，我并不在搬迁现场，但听到村民的讲述，我眼前浮现出下面的画面——
那些数不清的毛细血管一样向下滑落的山间羊肠小道上，涌动着缓步而行的人流。从远处看去，像蚂蚁搬家，在巨型厚重的大山衬托下，他们的确只是蚂蚁一样的影子。在东川四周的大山上，那些平时看不到的山道，因搬迁移民的行走，照片显影一样浮出来。准确说，那不是路，路已被人流取代，路怎么蜿蜒，人流就怎么蜿蜒。总之，数不清的山道，数不清的人流，都朝一个方向，那就是不断地向下再向下，也不断地汇集再汇集，最后汇成数万人的浩大人流。
这是公元2018年，东川有史以来最大的人类大迁徙，让我们记住这个时刻。
寄托乡思
2021年5月21日，阳光朗照，原野上开满杜鹃，也绽放出一种心情。我从昆明出发，来到东川移民新区。社区主任指着一片楼房向我介绍着，我举目望去，那片崭新的楼房，环境和昆明新建的小区没有两样。我们进入一幢新楼，里面硕大的电子屏幕让我感受到这是一个现代化的公共场所，而当我往前看时，一排窗口正挂着牌子：综合服务，信访接待，物业服务，老年、残疾、退役军人服务，社会救助服务，社会保险服务，医疗保险服务，户籍管理服务，创业就业服务……
这样的牌子，我并不陌生，昆明的政府便民服务机构就有，而当它出现在东川移民新区时，却让我始料不及。这样健全的办事机构，等于服务上门。
也就在这里，我见到了前面提到的沈天亮和李兴海，聊起了他们的生活情况。
沈天亮的女儿在曲靖上卫校，李兴海的女儿在昆明打工，最近去了深圳。问到现在的生活时，沈天亮说了“两好”“两方便”：房子好，环境好；看病方便，上学方便。他年岁已大，早和上学无关，自己女儿也已在异地求学；当他说到“上学方便”时，我想，这是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搬迁农民精神和心智的变化。而有趣的是，他说千好万好，只有一样东西不好，就是农贸市场买来的猪肉鸡肉没有家乡的味道好。一旁的李兴海则迫不及待地插话，特别强调“看病方便”，因为他的风湿脚已经治好，这在老家山上是不可能的事。他们的现身说法，让我感到他们的生活确实变了。
走出大厅，我才看到刚才进去的大楼是东川移民新区管委会，分别管着铜源社区、铜润社区和铜晖社区——社区名都带“铜”字，因为这是铜的故乡。加上其他移民社区，共有3万多移民，单看这个数字并不很大，但放在人烟稀少的山区来说，这已经是个大数字。东川20多万人，这样的移民比例，放到全国，也是少见的。
看到四周高高的移民楼，我无限感叹。有的移民从没到过这样平坦的地方，更没见过这样高楼林立的城市，而现在，他们拖家带口，带着山野气息住进了从未见过的现代化住宅高楼，并且成为这里的主人。这并不是梦境，是真切的现实，是现时中国的人间奇迹。
为了确保山民“搬得出、稳得住、能脱贫、可融入”，政府建立了各种组织和生活服务中心，为新城市市民提供方便、帮助和服务。
我走到几幢住宅楼下，果然看到移民们在从容地生活着。其中一群身着五颜六色衣服的妇女，正靠着栏杆边晒太阳边聊天。不远处的亭台长廊里坐着一群十几岁的女孩子，我走过去和她们搭讪，她们有的在玩手机，顾不上理我。我和一个初一女生有了这样的对话——
“你家从哪里迁来？”
“因民。”
“还回去吗？”
“回去干啥？”
“回去看看。”
“有什么好看的，除了山还是山。”
“那里是你的家乡呀。”
“我的家在铜源社区8栋2单元702。”
女孩已经表达了她要表达的意思，开始专心看手机，总之和城里的孩子没两样。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已经全面进入一个用手机的崭新时代，自然包括东川移民新区。
看我被冷落，社区主任拉我去村史馆，而我还是回过头去，辨认着那些陌生面孔，特别注意着50岁左右的男人。说不清，我是不是在寻找三十多年前大海梁子上那个孤独少年。
说实话，“村史馆”这个名称，一开始没引起我的注意。一路上，我眼前浮现出路边楼下移民的眼神和表情，他们似乎已经没了新环境带来的新鲜感，除了孩子，一些成年人，特别是老人们透出一种情态，我以为那是恋乡所致。当我问及他们老家的情况时，有人无话，有人虽然回应我，却是这样的内容：还有啥子老家哦，老房子全都垮了。
他们极慢的语气里，让我感受到了深深的忧伤。
没想到，这个村史馆却给了我强烈的心灵震撼。这种震撼，不是来自墙上新旧变化的照片，更不是那些无体温的数字，而是来自满屋子的各种旧器和生活用具。
进门处的一个大石磨，让我一下子就被往事所俘。在我孩提时代，每次到外婆家，印象最深的就是石磨，用它磨玉米面，用它推豆腐豆花，还用它磨米糕等各种食品。那时，我跟着外婆，手扒在推把上，想的是帮着出力，却不料吊在推把上的我，反而增加了外婆的负担，所以，外婆有理由把我从推把上拉开。我闹着不愿离开，外婆就让我坐在高凳上，给磨窝里添豆料。那次是推豆花，我汤汤水水地往磨窝里放料，不料勺子触到推把，汤豆溅了我一脸，我被迫放下了勺子。
现在想起来，之所以推磨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不仅是推磨本身，而是外婆推磨时哼唱的歌谣。那歌谣一直在我脑海回荡，缓慢转动的磨盘转动的不是石磨本身，更像是我们过往的曼妙时光。
满目旧器和物件进入眼帘，也进入我的思绪和情怀。一架大风车停放在屋子正中，旁边有竹篓、背夹、斗笠和蓑衣，还有犁头、锄头和钉耙，另一处则放着铜锅和酒壶。另一间屋子中央放着纺车和井架，还有木匠用的推刨、石匠用的钻子等，全是手工器具。
主任介绍说，这些东西全从农户家中运来，虽说生活方式变了，村民再也不用这些工具，但运来这些村民的昔日用具，目的是陪伴村民的现实生活，让过往的生活场景和时光以这样的方式延续。村民们想老家时，就来看看这些旧物件，以此释放怀乡之情，寄托乡思。
虽说我不是这些物件的主人，但看到这些东西，我的思乡之情也一触即发，何况那些和物件息息相关的人呢。我在想，李兴海外出打工多年的女儿，或是沈天亮外出上学的女儿，以及所有外出打工没有回乡参加搬迁的人，看到这些自家用过的、还沾着自己或家人身体气息的物品用具时，将会是一种怎样的心情？
我注意到，丁德方看到这些物件时，虽然没有哭，眼里却闪着泪，按理说，一生漂泊在外的他不会触景生情，但他或许想到了自己的童年，想到了自己的母亲。村史馆不是他的故乡，也不是所有移民的故乡，但他们到这里，可以寄托乡思。
向上的路
东川地处滇东北乌蒙山区，当年毛主席经过此地，留下了“乌蒙磅礴走泥丸”的诗句，就这一句，便足以概括乌蒙山的雄奇险峻。其中的东川山区，最高峰海拔4344米，最低处695米，构成山高谷深的地貌，而因地处地层断裂带，岩层结构极其复杂，地质侵蚀强，岩体破碎，易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再加上长期大规模采矿而导致山体塌陷，小江流域成为世界典型泥石流区，被称为“泥石流的天然博物馆”。
这样的地质结构，构成特殊的地貌景观，随处可见泥石流滩涂。因流向的痕迹，那些河滩仿佛在慢慢移动，纵贯其中的小路像蚯蚓爬行。不仅这些羊肠小路，通向昆明的铁路也在这样的地质地貌上经过，我曾乘坐过开往昆明的绿皮火车，沿途的泥石流地貌，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东川特殊地理环境下的铁路、公路、人行路，都是一种艰难的延伸，仿佛是乐川长期不能脱贫的原因。而经过历届政府和几代东川人的共同努力，终于在2019年，全区十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并在泥石流和沙漠化治理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这不得不说是一次壮举。
说到“路”，中国的扶贫脱贫之路，尤其艰难。这是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脱贫，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各级政府和扶贫工作人员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东川汤丹镇扶贫办副主任吴国良永远倒在了扶贫路上，他的妻子没有沉浸于失夫的悲痛中，而是继承遗志，继续奋斗在扶贫路上。他们的努力和牺牲，他们的艰难前行，为百姓打通了通向美好未来的幸福之路。
路是一部厚重的人类史，是人类用脚写在大地上的哲理和意味深长的符号。东川人民并没有停下脚步，他们抬头看高处，一个新的目标又一次锁定。
东川城区背后的牯牛山，是东川人的神山，更是东川人的精神象征。我曾上山写生，被那里的石头屋和壮丽风景所吸引。2021年5月21日，我再次拜访时，我不再是走马观花，而是深度了解和体会了牯牛山的内在含义。
山高路就陡，这是常识。开车上山，极其艰难，路呈S形，峰回路转。那天给我们开车的小曾，在牯牛山当过村官，他一路上的介绍，让我对神山有了更多了解，并知道了山上村寨的变迁故事。
箐口村旁有一幢造型别致的三层楼新房，房主赵顺林是个盲人，60多岁，妻子被摩托车撞倒后，长期卧床。因他双目失明，81岁的老母在照顾他，老母走在前，他跟在后，一根拐杖连着两人。幸运的是，人生本不顺畅的赵顺林的生活却因扶贫政策过得越来越好。他性格开朗，那天心情极好，也很健谈，神采飞扬，说得最多的就是他的三层楼房子——造型雅致，红瓦白墙，木地板地面，光洁透亮，并置有沙发和茶几，顶楼还有晒台。这样的好房子，放在大城市，也令人羡慕。这房子是政府整体移民搬迁各种补贴的结果。
不管汪家箐还是箐口村，历史上因为穷，村民住房多是就地取材，用石头砌墙，用石块盖顶。如今村民整体迁入东川移民新区和就地迁入箐口新村，旧村已荒无人迹，偶尔见到人影，不是来种庄稼，就是来念旧。我们从东川坝区一路向上，海拔600米、700米、1000米、2000米、3000米……一个个抬高的数字，意味深远。沿路鲜花盛开，一切换了新貌，稍微平坦的地方，就有新建的房舍，路旁建了相当规模的游览区，有商场，也有餐馆民宿，建筑造型讲究，阵势不凡。
从汪家箐再往上，路就更陡峭了，只感到弯去倒来。雾越来越大，时有撤开，才能看到车窗外的风景。当车爬上一座绝壁之上，眼前出现了一座气势恢宏的宫殿，像传说中的天宫。车停下后，我们再往回看，身后的公路蜿蜒而上。司机小曾说，那就是著名的四十八道拐，只有经过它，才能通达顶点。
说着话，雾气又开始弥漫，路在雾中时隐时现，这和我们平时看到的路，有着完全不同的感受。在高天滚滚、雾气升腾的梵天净地回望，我们来时的路也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路，仿佛是通向未来的路。恍惚间，面前的宫殿，仿佛是传说中的天堂。
我们所站的位置，海拔已近4000米，四周恍若仙境。也就在那块平地上，我见到了冯支书。他50多岁的样子，浓眉大眼，两眼炯炯有神，极像艺术大师毕加索。他穿着一件红色布料夹克，和我说起他打造牯牛山的前前后后，就他荒山造景造屋这一点来看，也可以说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艺术大师。
我们谈话间，偶尔从山头传来说话声，他指着那些人说，他们都是采药材的，再往上就到顶了。
看到不断向上的人影，我想起大海梁子那个孤独少年，三十多年过去，他现在是什么情况？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东川数万贫困人口，从大山上走到平坝，从此摆脱了贫困。而人类的终极目标，远不只是解决温饱和满足眼前，那么，东川人民接下来的目标是什么呢？这让我对眼前这条通向牯牛山峰顶的路有了特殊的思考。牯牛山，是政府开发的旅游胜地，现在上去观光的人已经很多，相信将来会更多，一定会吸引世界各地的游客，它是东川人民走向更加美好未来的象征。我看到一条铺满鲜花的路正向上延伸，也看到了东川人向上攀缘的身姿。
牯牛山顶就在前面，那里会有什么样的风景？在我的想象中，山顶应该是距天空最近的地方，上面一定有灿烂的阳光、美丽的风景和祥瑞的气象。不仅如此，那里也一定是一个让人们的生活更加幸福美满的地方。
其实并非想象，这是包括东川人在内的人类前进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