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新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西方文学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动因,这在以往的文学史著述中已得到丰富的书写。“西方”“外国”“欧美”等表述频频出现,进而形成现代文学史书写的某种共识。在这个意义上,青岛大学教授吕周聚的新著《中国新文学中的美国因素研究(1911—1949)》(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版)是在此基础上的一种学术细化与拓展,该著系统全面而又巨细靡遗地梳理了中国新文学对美国因素的选择、接受与书写。
诚如王德威在序中所言,作者对这一问题的论述是“多音复调的”,这在著作的结构中得以明晰体现。该作由绪论和七章内容组成,前三章依次为“现代民主意识与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个性自由与文学创新”“实验主义与中国新文学革命”,分别从体制、思想和方法三个层面阐述了美国因素对新文学发生发展的影响;后面四章则从小说、话剧、诗歌与散文等四种文体分而论之,全书形成了纵横交织的网状结构。作者旨在探寻中国新文学与美国文学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历史联系。在问题意识的强烈驱动下,作者重返历史现场,爬梳大量原始史料,在开阔的文化视野中重审中美文学的内在关联。著作既有重返现场的史实描述,又有文本之间的精微对比;既有对新文学作家笔下关于美国的多维书写的探究,更着重阐释了中美作家之间内在的精神联系。
这就要求研究者具备开阔的文化视野,同时对美国文学和中国新文学有着丰富深入的了解。吕周聚教授长期致力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并曾在哈佛大学东亚系访学,对美国文化有切身体会。作者在比较二者的文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将研究视野扩展到历史沿革、政治体制、民众信仰、文化交流等方面,为中美文学的内在关联提供了历史景深与文化背景,这在著作的前三章体现尤甚。作者以孙中山、胡适和林语堂为例,详细论述了美国式民主观念如何影响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进而成为新文学发生的重要思想驱动。作者还详细考察了杜威的“实验哲学”对中国新文学创作者们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追溯胡适对“新诗”的提倡与《尝试集》的命名等。作者指出,《尝试集》的名字体现了实验主义哲学的色彩。胡适的文学革命思想及诗歌实践也是受到实验主义哲学的影响。对于作为“舶来品”的现代话剧,作者详细梳理了现代话剧作家在美国留学时的学习细节:“张彭春、洪深、赵太侔、熊佛西、余上沅等人在美国留学期间,学习掌握了关于舞台布景的先进技术与方法,并将它们介绍到国内。”作者既注意到留美学生对美国戏剧理论的系统学习,也强调他们的舞台实践,并对他们回国后的话剧体制建设,包括剧本、导演、舞台布景等方面的实践进行了详细描述。这就超越了以往文学史以“剧本”为中心的叙述,更加立体地呈现了话剧发生发展的历史面貌。
从历史与文化深处发掘中美文学的内在关联,是该著学术创新的重要体现。作者认为,中美文学在20世纪初面临着共同的历史境遇与革新诉求,“在20世纪初,中国新文学与美国文学处于大致相同的历史背景,摆脱传统文学的束缚、寻求文学独立,成为它们共同的追求”。这种共同追求成为中美文学发生深层关联的内在依据,并形塑了某些共同的思想与艺术特征:反抗传统、寻求文学的独立意识、建构新的语言与文体传统。例如,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所提出的‘八不’主义与20世纪初美国文坛上出现的意象派诗歌的‘五不’理论之间具有颇多相通之处”。如果说在美国留学的胡适是在美国文学变革的现场感同身受,那么郭沫若则是在日本以“翻译”为中介与惠特曼发生强烈共鸣,“‘自由’是将郭沫若与惠特曼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与桥梁,是郭沫若与惠特曼发生共鸣的焦点”。胡适和郭沫若对美国文学的共振性接受,构成美国文学影响中国新文学的两种典型路径。在书中,作者旨在阐明,中国新文学对美国文学的接受是与中国语境高度契合的,是基于中国现实的“传统再造”。
作者善于在精微的文本解读中洞见中美文学的思想与艺术联系,这在论述各种文体时均有精彩呈现。在论述爱伦·坡的心理现实主义对现代小说的影响时,作者以鲁迅《狂人日记》、陈翔鹤《悼——》、施蛰存《妮侬》等文本为例进行分析,洞察它们对爱伦·坡小说的借鉴。作者通过文本细读,剖析了尤金·奥尼尔剧作的典型主题(人性书写)和艺术手法(梦境、幻觉、内心独白)对谷剑尘《绅董》、曹禺《原野》、洪深《赵阎王》等现代中国话剧的影响。在“旅美散文中的美国书写”一章中,作者对王一之《旅美观察谈》、费孝通《初访美国》、谢扶雅《游美心痕》等散文文本展开细读,对其内容进行条分缕析的剖析,呈现出基于历史现场的美国认知与文学体验。在此基础上,作者将中国现代旅美散文概括为“不是一种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也不是一种闲谈草木虫鱼、喝茶聊天的美文创作,而是带有一种明确而又强烈的实用主义目的的文化书写。”这既准确体认了旅美散文的内容特征,又对其创作意图与文化功能有了新的认识。
作者还注重对美国因素“间接影响”的幽微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以往的文学史表述进行纠偏。譬如关于现代话剧,作者指出,“中国现代最早的戏剧演出活动尽管出现在日本,但与美国戏剧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重新辨析“美国”与“日本”在现代话剧建构过程中的源流问题。对于现代诗歌中象征主义的溯源,作者提示我们注意爱伦·坡对中国现代派诗人的影响是经由法国“中介”产生的,“中国现代主义诗人是通过波德莱尔、马拉美间接地受到了爱伦·坡的影响,在李金发、戴望舒等人的诗歌中能够看到爱伦·坡的影子——唯美、神秘、颓废,充满象征意味”。对美国因素“间接影响”的幽微洞见,澄清了新文学发展因素中的源与流问题。
某种意义上,《中国新文学中的美国因素研究(1911—1949)》建构了一种基于中美文学的“比较诗学”研究范式,这种范式意味着新文学研究版图的重要拓展。这既召唤着学界对新文学中其他国家因素的溯源与阐释,更指向整个20世纪的新文学乃至新世纪以来中外文学的交流与互鉴问题。在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的新时代语境下,该著提供的文化视野与学术经验,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价值。
(作者系山东大学诗学高等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