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诗宇

近来专门有“小孩哥”“小孩姐”这样的词汇，来形容那些早慧的“10后”们，他们能讲解高等数学、人文历史，完成高难度的体育动作，情绪稳定、对自己喜欢的事情坚定不移；而对于“00后”，网上最热的词则是“脆皮大学生”，意思是他们在真正面临“社会毒打”之前，已经由于生活能力匮乏、身体孱弱，而以各种匪夷所思的方式把自己搞得遍体鳞伤。

人们在短视频或信息平台上，看着这些令人意外的事情，发出欢快或鄙夷的笑。但我认为这未必反映了社会真实的状况，现在互联网叙事对于“00后”一代来说不太公平，人们或许已经忘记，这些“脆皮大学生”们也是在各种兴趣班、补习班和中考、高考的“独木桥”中拼杀过来的一代，他们也曾从小就“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大学生就业难、生育率下降等严峻的现实问题，让什么变得稀有、珍贵，又让什么沉默、下沉？所谓时势造英雄，指的或许正是每一代人、每一个群体的形象，都是有选择性的信息与叙事构成的，我们在舆论中看到的“00后”，不见得就是真的“00后”。

形象和叙事都是文学层面的问题。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走近我，走向前》的作者龚彦竹就是一名“00后”，小说以近似自叙传的形式，讲的也是“00后”的人和事。小说从“我”的幼儿园时代一直写到中学时代，从家庭关系到学校生活，真实地还原了一个“00后”的心灵世界，“我”既不是引人瞩目的“小孩姐”，也不是遭人调侃的“脆皮大学生”，“我”就是“我”，是和每个时代里的人都相同又不同的丰富个体。若与那些书写家国风云、社会变化的作品放在一起看，《走近我，走向前》未免显得过于温柔、平淡了些，但是若从“00后”形象的建构角度来看，我们就能从中发现一些深意。

在中国文学中有一个关于少年的形象谱系。在《二十四孝》《红楼梦》这些文本中，那些卧冰求鲤、扼虎救父或吟诗作对、才高八斗的儿童形象和成年人没什么分别，这大概一方面出于伦理观念和艺术手段的考量，另一方面是由于“儿童”作为一种社会学概念，是后来物质生活水平普遍提升、城市文明迅速发展之后才被“发明”出来的，由之衍生的保护意识与限制态度也是过去没有的。古典文学中的儿童形象延续到了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在《鸡毛信》《雨来没有死》或《闪闪的红星》《小兵张嘎》等作品中，少年英雄们扮演着比成年人更重要的角色。

进入20世纪80年代，情况才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变化，莫言、余华、苏童等“先锋作家”塑造出了一批明显有别于之前的少年形象。以莫言《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为例，这些少年一方面体现着人性中的动物性与顽强生命力，一方面又有着文明世界中的敏感与脆弱，他们的潜意识中既有原始的“力必多”与“荷尔蒙”，更有一个特殊时代政治生活留下的刻痕。来到世纪之交，韩寒、郭敬明们的“青春写作”，在言情叙事中又给出了另一种少年形象。而关于今日之少年，虽然我们有很发达的儿童文学市场，但或许既不玄幻、也不言情、又非伤痕的少年形象叙事并不多见。

《走近我，走向前》中的“我”出生在一个优渥的家庭，有着和谐的家庭关系，生活中偶尔父母的苛责、老师的怀疑、同学的疏远就构成了“我”经历过的全部“风暴”。从历史和社会的大视野来看，这种生活无疑算是风平浪静，然而从上述的谱系来看，这种风平浪静或许正有其独特的意义。这些公共视野中看似轻于鸿毛之事，对于特定时间阶段中的个体，就是重于泰山的，往往文学处理的就是在公共与个人、“轻”与“重”之间的辩证关系。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灵史，无论性别、年龄、阶层。这些在文学面前都是平等的，少了任何一种，对于一个时代的文学来说都是有缺憾的。从这个角度看，龚彦竹的《走近我，走向前》中塑造出的“00后”形象，相比当下充斥于互联网的“00后”叙事有补足和纠偏意义；同时我也期待并相信龚彦竹的写作不是个例，随着越来越多“00后”走进文学，他们将在“轻”与“重”的辩证法中写出更丰富、立体的“这代人”。

（作者系中国作协创研部副研究员，辽宁作协特聘签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