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岁时，我踏入了医科大学的大门。那时，我抬头望着书架，仿佛望着一片遥不可及的星空，我做着别人以为我不可能实现的梦。在很小的时候，我就跟着父亲去自治区图书馆借书，那时，我还梦想自己有一天成人了，就可以用自己的身份证办一张借阅卡。那些年，我受父亲的熏陶，对读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我读过各类书籍，才知道自己热爱的不是其他，而是文学。

我总是说，自己是错误踏入医学领域的文学生，不过，在这以前，我并没有上过一堂文学课，我的文学知识来自阅读大量的小说。我真正开始用普通话写作是在15岁那年。最初是一篇日记，后来是一整本日记。再后来，开始依靠自己的想象力。那时，家里还没有电脑，我趴在书桌上写着一张又一张的手稿，一直到那些手稿凑成了一本小说。《伤界》那本书我是全凭想象写出来的，现在回头再去看，总觉得青涩，甚至“拿不出手”。但想想那三年，我执着于此，受尽质疑，却从未想过要放弃那个梦。我告诉那些质疑我的人们，有一天，我会给自己起一个笔名，把自己写的小说摆在书架上，指给他们看，做一个真正的小说家。他们却说，那是我这短短一生绝无可能发生的事。

2008年，毕业后的我一头扎进了医院的大门，穿起了白大褂，干起了临床工作。说实话，有很多次，我都想要走出去，放下手中的事情，专注于写作，当然，白衣天使也是一份神圣的职业，但我曾想用此生去做好一件事情，那就是写作。但是渐渐地，我发现文学来源于生活。但是，有很多年，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根本找不到那扇文学的门。没有人认识我，也没有人知道我的书，我带着打印出来的书稿，推开了一扇又一扇的门，有的人在门里微笑，有的人在门里摇头，也有的人点了头，但让我陷入了无尽的等待。

庆幸的是，我的热爱不曾让我绝望过，我不是为了出版而写作，而是想让别人读到我的作品。那些年，我在不停地书写着自己热爱的文字。白天上班，下了班，脱去白大褂的我便会回家躲进小书房里，需要“充电”的时候我会静下心来念书，读的书越多，我就越能发现自己的无知，我发现我们需要学习的知识还太多。有灵感的时候，我便埋头写书。医院里有夜班，因为年轻，下了夜班之后，还能有体力继续熬着。我会拿上一个黑皮笔记本，跑去新华书店，把别人写得好的一些段落和句子摘抄进我的小本子里。那些年，我摘抄过的黑皮笔记本摞在一起已经有超过半米那么高。

第一扇向我敞开的大门，我等了12年。2017年，我在《新疆文学》上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不老翁》。我坐在车里捧着那本杂志，总觉得那一刻像小时候做的一个梦。在那个梦里，我坐着红色的飞毯翱翔在云间。纸质书不像电子书，我能够切实感受到纸张的厚重，触摸到文字的油墨，体悟到沉甸甸的文学的力量。

没有听过一堂关于文学的课，曾是我最大的遗憾。但后来，我幸运地得到了一次参加新疆作家协会举办的“新疆青年作家研修班”的机会。也是这一年，我申请加入了新疆作家协会。之后，我在《民族文学》《朔方》《西部》等刊物分别发表了散文和短篇小说，也结识了很多优秀的老师和文友。

2020年10月，我去上海参加上海作家协会举办的“全国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创作培训班”。那是我第二次坐在文学的课堂，脱去白大褂，换上便装，做一个十足的学生。在那之前，我从不知道文学有那么多迷人的理论知识，竟然不觉得枯燥，充满好奇心，目不转睛地盯着讲台上的导师，生怕错过一个字。短篇小说《生命的碎片与玫瑰》就是在课后完成的作品，那是我诸多收获中的一个。

鲁迅文学院是所有作家的梦和摇篮，我从没有奢望过，自己有一天也会走进这扇门。2021年4月，我走进了鲁迅文学院的大门，每个人都有一间单独的房间，里面有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很大的写字台，电视下面还有一个柜子，上面放着几本没有拆封的书，有一本书叫作《永远的鲁院》，旁边还有一个印着“鲁迅文学院”字样的黑色布袋子，我把那个布袋子折好放在一边，希望能当作纪念带回新疆来。我带来了笔记本电脑，希望能有灵感写点自己想要的文字，当然，我也的确写了些东西，做了很多笔记。五月，我回到了新疆，对于鲁院最多的情感就是不舍，我不想走，还想继续做文学的学生。

我有一个爱做梦的脑袋和一颗迫不及待的心。我在《永恒的刻度》里写道：想在画廊边上开一间书店，在里面摆一张圆形的茶桌，在茶桌上铺上一块绿色格子桌布。再摆上一束玫瑰和一些自己喜欢的花茶、甜点。没人买书的时候，就独自念念书，再品尝一下自己做的饼干，喝杯花茶或煮杯浓浓的咖啡，买一本书送给自己做礼物。最重要的是，要在一进门最显眼的地方，摆一本我自己写的书。

这是一个我只完成了一小半的梦，我的梦始终与文学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