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话题争议中的改编热潮
每有文学改编的热门影视作品出现，都伴随着一波文学与影视关系的讨论和争议，如古典四大名著的每一次影视改编都会有对于“弘扬经典”还是“毁经典”的争论和质疑。2014年《红高粱》电视剧的“大女主”改编模式被批评是为了迎合作为收视主体的女性观众。2015年电视剧《平凡的世界》因为“过度尊重原著”招致受众“吐槽”，认为剧中多处将小说原文以旁白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手法，是编创者能力不足的表现。2017年的电视剧《白鹿原》被批评将小说原著的荒诞精神内核改成了温情现实主义的做法降低了原著的艺术性。尽管文学的影视改编质量参差不齐，对于经典文学作品改编的评价也难以一致，但无论如何，文学改编影视的热潮持续不断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近年来由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有增无减，如电视剧《装台》（2020）、《人世间》（2022）、《繁花》（2023）、《隐秘的角落》（2020）、《三体》（2023），电影《封神》（2023）、《流浪地球2》（2023）、《涉过愤怒的海》（2023）、《河边的错误》（2023），以及网络文学作品改编的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2019）、《庆余年》（2019和2024）、《隐秘的角落》（2020）、《风起洛阳》（2021）、《风起陇西》（2022）、《梦华录》（2022）等这些作品在收获较高口碑和收视票房成绩的同时也不断引发文学改编影视问题的思考。
2023年末电视剧《繁花》火爆，这部改编自金宇澄同名小说的电视剧在收视层面大获成功。成功的根本原因是金宇澄的小说质量过硬？是王家卫导演的光环耀眼？还是一众演员的表演精彩？可能都有，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其满足了短视频时代大众的观看习惯和情绪价值，文学作品在此似乎仅仅是影视创作的一个进入契机而已。但2022年的电视剧作品《人世间》的成功恰恰在于其承继了梁晓声同名原著扎实的现实主义精神，并在电视剧中将其进行了更加“温情化”的处理，文学的价值在此剧中得以彰显而且面相清晰。而近日热播的《我的阿勒泰》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一部由散文改编的电视剧。散文这种文体由于其故事性较弱，一般认为并不适合于影视改编。然而，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却打破了这一传统惯例，为当下文学与影视的创作与传播引入了新的艺术路径和精神向度。在电影方面，2022年电影《封神》的成功除了其影片制作质量优良之外，编创者对《封神演义》这部古典通俗小说进行的文学细化与升级更是功不可没。2022年的电影《流浪地球2》改编自同名科幻小说，这部电影在商业上的成功本质上是中国电影工业美学的进步，其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性在电影中并没有很显著的体现。文学与影视的关系在这些改编实践中“剪不断理还乱”，显得扑朔迷离。相比之下，网络文学的影视改编争议要小得多，与传统严肃文学的改编不同，网络文学的改编比传统严肃文学的改编更早地实现了“产业成熟”。文学与影视在网络文学的影视改编中形成了“美学共同体”的同构关系，这种关系始于产业利益，在当下的“超文化”时代毫无疑问地成了影视改编的主流。无论是古装权谋类的《琅琊榜》《庆余年》《长安十二时辰》，还是“暗黑现实主义”的《隐秘的角落》《白夜追凶》《无证之罪》等的成功都说明了在当下时代，文学与影视的关系在网络文学改编中已经进入了难分彼此的“双人舞”阶段，文学提供的是扎实精彩的故事，影视需要做好的则是对故事的精准呈现和影像上的优良制作，文学和影视两者分工清晰但又彼此依存。
二、改编的认识转变与语境革新
在早期影视的艺术本体地位尚未成熟之时，影视利用文学的先发优势获取“母本”资源似乎容易理解，但是在我国的影视发展到今天，从艺术本体到产业市场化都相对成熟的情况下，影视仍然如此青睐于对文学的改编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一种积极的观点认为文学的影视化乃至短视频化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作为文学创作者就应该顺应这种历史潮流，按照影视化的思路进行创作，从而拓展文学的边界，让文学跟上时代的步伐。另一种保守的观点则认为文学和影视本质上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应该各自坚持自己的艺术主张，不应该为了彼此适应而相互让步。在这两种观点之下，产生了对于文学影视改编截然不同的两种评判标准。一种标准是文学改编的影视作品应该以原著的形式和内容为基本遵循，不得轻易改造。而另一种则认为文学原著只是影视作品的一个创作资源，可以随意利用和改造。以上两类观点和评判标准如果站在文学或是影视某一个学科专业的角度，或者某种文化立场上看的话，其实都有一定合理性，但是如果在更宽阔的视野来看，似乎又都有种“单向度”式的武断，都不能完美地解释文学改编影视实践中的诸多现象。比如当一部很优秀的文学作品被改编成一部很糟糕的影视作品时，我们可能会认为是改编者没有把握好原著的精神，那么当一部二流甚至三流的文学作品被改编成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时，这种解释就会失效。再比如一部亦步亦趋地“转译”文学原著的影视作品很可能口碑并不高，而一部将名著改编得“面目全非”的作品也有可能被历史证明是佳作甚至经典。因此，没必要纠结于文学与影视孰高孰低，也不必执着于改编作品对原著的“忠实度”，而是有必要寻找一种更加合理有效的认识角度，这种认识应该基于文学和影视的共同发展进步，以及在主流价值、艺术价值和大众需要之间的一个“最大公约数”。
首先可以确认的是，文学尤其是那些经典文学作品，它们被影视化之后毫无疑问扩大了影响力，这对于文学经典的传播肯定有巨大的意义。其次，好的影视改编也有助于受众更好地理解文学经典，哪怕其中免不了存在一些由于改编者的水平局限和审美偏好所导致的“误读”，但即便有误读也胜过让那些文学经典在书架的深处蒙尘。再次，对于当代的文学作品，影视化改编是其走向大众的“绿色通道”，是这些作品获得大众的接受、认可、称赞的有效路径，在此基础之上这些文学作品的“经典化”筛选才得以成为可能。比如金庸的小说作为通俗文学在被影视化改编之前其读者已然不少，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主流文学界在很长时期内并不承认其具有真正的文学价值，更多的受众也是通过影视作品才认识了金庸的作品，影视中那些具象化的作品人物形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让受众失去了阅读原著时的多元化想象，但却在现实层面获得了更多受众的了解和支持。也正是大众的广泛认可，才让主流文学界不得不开始认真审视金庸小说的文学意义和文化价值。可以说，金庸小说能够被主流文学界接纳以及不断被推崇很大程度上就是蒙影视改编所赐。
在当下快节奏、碎片化的时代，在数字网络媒体构筑和编织得密不透风的“透明社会”里，人们接受信息和娱乐消费的方式已经发生了深刻的改变，传统的文学阅读方式已然“不容”于这个时代，就连影视作品的观看都变成了“倍速”模式，密集的“爽点”和“刺点”成为人们的接受刚需。也就是说，哪怕是娱乐式的阅读和观看，也在按照“KPI”绩效模式进行，一部“爽点”和“刺点”稀少的作品不大可能获得受众的广泛接受和认可，而传统的“铺平垫稳”“含蓄留白”的美学理念方式也在这个时代“笑渐不闻声渐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理解电视剧《繁花》的成功原因。小说《繁花》曾获茅盾文学奖，因此其文学性可以说有很大保障，而导演王家卫在电影界成名多年，拥趸无数、光环耀眼、风格鲜明。播出平台方面，央视电视剧频道和腾讯视频又分别代表了主流官方和民间资本的双重加持。因此《繁花》的改编可谓“多强”联手，势不可挡。然而，笔者认为，电视剧《繁花》的成功看似必然，实则是一个“意外”。王家卫在剧中坚持了他一贯的“王家卫式”语言和画面风格，虽然这种风格在电影中并不突兀，但在电视剧中，尤其是一部长篇电视连续剧中，这样的风格会让习惯了我国传统电视剧风格的观众感到不适，画风昏暗、语言去日常化的“拿腔拿调”、故事线索凌乱、情绪过度，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会让人在观看几集后选择“弃剧”。优秀的文学原著、大牌导演、重量级平台的加持是一部影视作品的必要条件但绝不是充分条件，当年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夜宴》的口碑失利早已证明了这一点。然而电视剧《繁花》却意外地火了，金宇澄的小说《繁花》也因此再度成为热门作品。这部电视剧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无意间契合了当下时代的短视频式碎片化节奏：突然的情绪推送、连续的金句片段，以及一幅幅让人忍不住凝视的唯美画面。当这些人们刷短视频时的“减速带”集中在一起时，《繁花》的“流量”价值便立时凸显，火爆则自在情理之中。《繁花》的火爆给文学的影视改编带来的启示是什么？那就是，不论文学还是影视，能否将自己融入时代的表达方式，正是一部作品成功的关键密钥。抓住了时代的表达方式，也就踩准了时代情绪共振的频率。
三、边界、“他者性”与双向共生
文学的影视改编话题中有一个经久不衰的“元问题”，就是文学的影视改编究竟是拓展了文学的边界，还是消解了文学的边界？这一问题的逻辑起点在于：文学是有边界的。文学的边界虽然会发生变化，但在传统的文学理论家看来，这种变化应该像国界线一样，虽然在历史上会有漫长而持续的演变，但是在相对较长的时间内还是应该保持一种稳定和清晰的状态。这一问题的积极向度在于“生产力”，文学的影视化改编能够让文学走出固有的文字符号王国，以更丰富、更立体、更多姿多彩的形象面向受众、面向时代，进一步“解放”文学的生产力，从而加强文学和时代、和生活的关系。这一问题的消极向度在于“生产关系”，不断的、过度的影视化改编让文学和影视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性革命，文学被迫进行“美学让渡”，似乎从原初的“母体”性质变成了纯粹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从而丧失了其美学尊严，文学的边界逐渐被消解，文学变成了影视的“殖民地”。但是在实践层面，在当下的语境下，其实并不存在创作实践层面的纠结，甚至可以说，当下的文学影视化改编走在了理论的前面。对于任何一部文学作品，在实践层面并不存在“能不能”改编的理论问题，只存在“该不该”改编以及怎样改编的技术性问题，也就是说，文学的改编从一个艺术讨论范畴进入到一个文化学以及产业经济学范畴。
实践层面的这种“百无禁忌”的文学影视化改编，自然也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就是文学与影视作品似乎不断“同质化”，且不谈那些网络文学IP的产业化创作，传统严肃文学领域的影视化创作倾向其实也早已有之，为影视改编而创作成了很多作家的选择。那么，文学是否会在这种潮流中“迷失”自我，文学是否会从传统的“光晕”时代走向“机械复制”时代？其实，当下文学的这种发展趋势或者说倾向正好代表了当今文化整体的趋势和特点，今天的文化本质上就是一种“结构性缠结”的文化，单一的“有机同质体”早已不复存在，边界、限制、接缝统统被去除后形成了一种“超文化”，这种“超文化”不是由清晰的边界划定范围，而是由“链接”和“联网”组成。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的影视化改编热潮只是这种“超文化”的表征之一，文学和影视都只是超文化这张“弥天大网”上的两个链接和节点。
对于具体的文学和影视两类艺术形式而言，它们在当下时代的发展与进步，重点不是在主客二分的基础上进行的“主体构造”和“客体征服”的博弈，而是两个主体间的共在，是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间的交往和对话。当下时代所有的文化内容都可以说被纳入了“超文化”的范畴之中，所以问题不在于文学如何对待影视甚至短视频的影响，也不在于影视如何对待文学的问题，而是它们在被编入这个时代“超文化”大网的一个链接和节点之时如何保持主体间的“共在”的问题。这种“共在”不是淹没在超文化大网中的面目模糊，而应该是强调文学与影视二者之间“他者性”的“双向奔赴”。这里的“他者性”既不是指艺术生产上的各自划地为营，也不是美学理念上相互排斥，而是一种“双曲线”式的“共生”，彼此相关、相互依存，但又各自独立、各领风骚。因此，重要的并不是一部文学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后和文学原著有没有关系，而是双方有没有在此过程中获得真正的双向滋长。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戏剧影视文学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