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三十年以来，中国乡村社会发生了巨大转型，但以之为书写对象的乡土小说创作却出现了明显的衰落。这既表现在书写乡村现实的作品、特别是长篇小说明显减少，更表现在年轻作家日益远离乡土书写，乡土小说的创作者数量呈现明显萎缩状态。
“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倡导和实施也许是乡土小说振兴的良好契机。一方面，乡村的现实变化是真实客观的存在，具有切实的书写意义。近几十年的乡村发生大的变革，特别是乡村振兴计划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乡村面貌，乡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都呈现出鲜明的新时代特征。这一过程中，既包含传统向现代的剧烈文化冲击，更有无数激荡人心的命运变迁，是孕育文学巨著的良好土壤。而且，经历了数十年的变迁，乡村社会形态正逐步趋向稳定，有利于作家们的深入把握和思考；另一方面，“新山乡巨变”作为国家推动和倡导的文学计划，可以在物质和精神等多个层面提供帮助和便利，推动作家深入书写乡村，让更多的作家投入到对现实乡村的关注中来，也有利于扩大乡土小说的社会关注度。
当然，要将机会化为现实、让乡土小说真正振兴，并非易事。它既需要作家追随时代，增进对新时代新事物的认识，还需要改变和调整自己，对乡土小说创作进行一定的突破。
首先是创作姿态的调整。现代乡土小说一直以启蒙为精神主导，对乡村持批判和俯视的姿态。在今天，并非要完全放弃批判精神，但更需要与乡村保持平等和尊重的姿态。从文学创作层面说，只有摆脱居高临下的姿态，才能真正深入了解和关注书写对象，才能产生发自内心的理解和同情，从而抵达文学的本质精神；从接受层面说，平等和尊重的态度能够让读者感受到作家的真诚，才可能受到农村读者的认可，真正让乡土小说进入和影响乡村。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代文学经典，长期受到读者的喜爱，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作家对乡村和农民怀着深情，以及对其没有距离的关切和感同身受。
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漫长的文化积淀是制约我们改变写作心态的最大难题。在今天，我们不可能、也没必要要求作家再按照“十七年”时期的模式“深入生活”，但是，在文化心理上祛除知识分子的优越感，拥有对乡村和农民真正的关切，是作家们了解乡村的最重要前提。只有了解乡村，才能真正写好乡村，才能创作出真正优秀的乡土小说作品。从当前创作看，不少作家的创作姿态没有完成这一重要的调整。在当下很多乡土题材的作品中，特别是在对农民生活的书写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家某种无形的文化和身份优越感，以及遥观和漠视的叙述姿态。如果缺乏平视的姿态和深入的关切，就不可能真正贴近人物生活和心理世界，也不能塑造出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更难以真正真实客观地展示乡村生活。与之相关联，乡土小说在艺术表现上也应该适度考虑农村大众的接受问题。正如茅盾当年论述的：“一种新形式新精神的文艺而如果没有相对的读者界，则此文艺非萎枯便只能成为历史上的奇迹，不能成为推动时代的精神产物。”（茅盾《从牯岭到东京》），如果没有广大农民读者的接受与认可，乡土小说创作就很难称得上成功。这并非是要求作家放弃现代的文学形式，而是适当考虑包括农民在内的读者的接受水平，使作品的表达更生活化，与文学自身的追求并不矛盾，而是可能相互促进。
其次是思想意识的深化。在上世纪90年代，当乡村社会乍临文化转型，不少乡土小说作家表现出对乡村文化的眷恋，为其吟唱出失望而深情的挽歌。在今天看，这种姿态所蕴含的主要是作家的文人立场，却缺乏足够的精神高度。文学虽然不是简单的文化工具，但优秀的文学家应该具有更深远的文化视野，应该比普通大众看得更远、思考得更深，其作品才能启迪和影响大众。农业文明向城市文明的变迁是非常复杂的问题，远非一部文学作品可以深入讨论，但无可置疑的是，一个作家不能简单站在文化守护的立场，而应更具历史理性和思想高度。他可以对乡土文明的美好表达怀念，对城市文明进行质疑和批判，但其内涵绝不应该是单一的，也不能仅仅与普通大众站在同一高度上，而要体现出深刻的文学思想魅力，促人深入地思考和理解时代。
在今天，这一问题尤其显得突出。因为与当前中国乡村变化相伴随的，是更为复杂而全面的科技转型。高科技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也进一步刺激了乡村社会的变化。甚至说，在当前中国，乡村社会和城市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比其单独面临的问题更为突出。在这种背景下，即使是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人在思想上都难保持清醒，乡村大众更容易发生思想的混乱和迷茫。时代呼唤优秀的乡土小说家，期待他们的作品呈现出思想的深邃、开拓和创造性，对乡村社会面临的问题提供一定帮助，为其发展提供某些启迪。如此，乡土小说将自然地进入到新的境界和高度。
最后，是深度写作意识。“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作为中国作协倡导的文学活动，当然有自己的现实要求。事实上，作家们投入到对乡土现实的关注，进行乡土小说创作，本身就是对这一活动的积极回应。文学应该关注现实，但是，作家不能将文学创作写成简单的宣传话语，而是要具有文学的高度和深度，体现出文学的独特价值。这样才能既实现乡土小说振兴，也更好地呼应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深度意识的具体表现就是要真正揭示乡村中的问题，从正视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角度来进行思考和写作。毫无疑问，当前乡村社会变迁中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只有揭示和书写了这些问题，才能还原出生活的复杂和真实，才能实现文学的重要社会功能。需要特别提出的是，深度意识所需要的不是为了预设目标而人为设置的、结局不言自明的伪问题，而是真正源自生活、充满复杂纠结的真问题。作家提出这些问题的意义也许并不在于解决，甚至根本无法解决，但是，发现和提出问题本身就体现了文学的价值。目前的很多乡土小说在这方面有严重的匮乏。这并非说这些作品中没有展现矛盾，没有揭示问题，但是真问题、深刻的问题非常少见，更多都是人为制造的虚假问题。
当然，这并非说乡土小说只能写问题，不能写理想和希望。在“十七年”时期，对柳青《创业史》主人公梁生宝形象的相关讨论中，当时的作家、批评家就密切关注到这个问题。我一直认为，小说，即使是以写实为基础的现实主义小说，也是不要求局限于对生活的完全写实，而是允许虚构，允许呈现理想色彩的。只是其理想不是幻想和空想，而是具有现实合理性，符合生活和人物性格的逻辑。所以，在文学创作中具有问题意识不是否定文学的理想性，而是为理想性奠定坚实的基础，使其真正扎根于生活中。人物形象塑造也是这样。如果只有正面讴歌，把“新时代山乡巨变”的人物写成简单的英雄赞歌，那是塑造不出真正的新时代新农民形象的。只有将人物融汇到时代激荡和社会变化中，让人物在时代的问题和矛盾中洗礼、成长，才可能产生有血肉有灵魂的优秀人物形象，并真正描画出真实的乡村时代镜像。
“新时代山乡巨变”的时代呼唤乡土小说创作，乡土作家也有责任关注当前乡村社会这片热土。但是另一方面，它绝不能作为对乡土小说创作的一致要求。文学是个人化的产物，内涵应该丰富而不是狭窄。换言之，对于当前乡村社会的“变”，作家们可以从现实层面来关注，但也可以从更丰富的其他层面来书写。比如对乡村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展示，对乡土社会与自然、生态乃至科幻之间的密切关联，都是可以开拓的乡土小说主题，是对乡土小说创作的丰富。在这一前提下，文学管理部门也需要有更开放的思想意识，鼓励乡土小说创作的多元发展，对反映“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创作给予更多的创作空间，让作家充分自由地接触到乡村现实，允许针对现实问题的“问题小说”问世和流传。
（作者系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