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孟雄（1903—1994）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和教育家。他1903年出生于福建福州的一个书香世家，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英语系，在五十多年的翻译生涯中，许孟雄累计完成译著近3000万字。他是第一个将毛泽东著作《论持久战》译成英文的大学教授，也是率先将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经典文学作品《暴风骤雨》和革命现实主义里程碑之作《子夜》对外翻译成英语的译者。

除了在翻译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外，许孟雄也是一位备受尊敬的教育家。他自毕业后开始执教，教书育人有六十五年之久，桃李遍天下。中国人民大学外院教师郭晓惠曾上过许孟雄的英语语法课，她回忆说许孟雄的教法独辟蹊径，通俗易懂，教室里常常座无虚席。著名英语语音教育专家申葆青也是他的学生。许孟雄一生热爱工作，每每收到求教者来信，有信必回，即使年过八旬，仍不疲于此，直到1994年8月1日，91岁的许孟雄去世。陈羽纶教授为了表达对许孟雄的追思，写下挽联：“华夏一奇人秉性刚直铮铮铁骨，授业解困惑探赜索隐巨笔如椽。”这是对许孟雄一生贡献的最好注解。

积极开展翻译实践：

外译中国，服务国家

1925年9月，许孟雄进入清华大学英文系就读，是清华大学的第一级学生。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黑暗时期，许孟雄怀抱着“教育兴国”的理想，1929年从该系毕业后，赴东北大学任教。在东北期间，许孟雄饱含爱国热忱，积极参加掩护抗战工作，与同为清华学子的东北抗联将领冯仲云联系密切，这也为后续许孟雄可以快速翻译以东北地区为创作背景的《暴风骤雨》奠定了基础。

1937年，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许孟雄正任教于重庆中央大学，当时“亡国论”“速胜论”等论调甚嚣尘上，令心怀国家的他十分担忧国家的危急存亡。1938年5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回答了中华民族存亡与胜负之问，让许孟雄看到了曙光。听到正在招募具有中西深厚文化功底的人才去翻译毛泽东著作的消息时，他毅然辞去教授一职，主动请缨前往武汉加入对外宣传组进行翻译工作。该小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王炳南具体负责。为了让广大群众认清当下局势，向国内外人士传达毛泽东的战略方针，周恩来指示对外宣传小组要在最短时间内完成《论持久战》的英译稿。该任务交给了当时满怀爱国热情、精通中英翻译的许孟雄，他不负所托，一年里便翻译了《论持久战》等几十篇毛泽东著作以及抗战的通讯报道，多数英译稿发表于美国的《亚洲月刊》。《论持久战》的英文版在海外刊登后，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响应，尤其在二战期间，西方反法西斯盟国政要们通过许孟雄的译述，首次认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战略主张。周恩来曾对许孟雄说：“斯诺先生看了你翻译的《论持久战》，大加赞扬，说你翻译得非常好。”参与翻译的许孟雄也被称为“把毛泽东著作译成英文的第一人”。然而时也命也，1938年10月25日，日军占领武汉，许孟雄被迫撤往重庆，兵荒马乱中，《论持久战》的翻译手稿不幸遗失，未能印刷出版，最终在国际社会上广为流传的是爱泼斯坦等人参与的译本。

在重庆期间，许孟雄一边在中央大学教书，一边关注时局的发展。由于许孟雄出色的专业技能和热忱的爱国之心，1942年，当时负责外交事务的王宠惠登门拜访，委托许孟雄整理翻译日军战犯冈村宁次等人在南京犯下滔天罪行的材料。许孟雄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将日军南京大屠杀中惨绝人寰的暴行译成控诉书，提供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20世纪40年代后期，许孟雄曾任中国驻马来亚吉隆坡总领事，被推荐为马来亚华人工会第一任会长，与李光耀关系密切。新中国成立初期，李光耀来华时还曾亲自拜访过许孟雄。

许孟雄心怀“国之大者”，具有深厚的爱国情怀，抗战时期一直投身抗日救亡活动的宣传工作。新中国成立后，那时的欧美国家并不理解甚至批判中国的土地改革。为了让世界能够进一步了解中国国情，许孟雄的目光转移到了土地改革上面。正值第三次土地改革，许孟雄便翻译了《暴风骤雨》这部表现东北地区农村土地改革的经典作品，让国际社会真正了解土地改革的正当性与必要性，在国际舞台上塑造出中国新形象。

1954年5月，在北外任教职的许孟雄开始翻译《暴风骤雨》。为了尽快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许孟雄加快翻译进度，白天给学生上课，晚上熬夜翻译，节假日也不休息。短短4个多月，许孟雄便完成了这部经典著作的翻译稿。1955年，全译本The Hurricane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在英语世界广泛流传。

《暴风骤雨》在国际上产生巨大反响后，外文出版社希望趁着这股东风，翻译《子夜》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当时外文局找到一名外国人进行翻译，但外国人看完《子夜》后表示小说篇幅较长，且小说中描绘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兴衰，他需要一定时间了解其来龙去脉，得用时两年才能完成译本。我国正急需对外出版反映中国社会现实状况的小说，外文局觉得两年时间太久了，于是想到了许孟雄。许孟雄翻译的《暴风骤雨》英译本用词准确地道、流畅自然，在国外发行广泛，将《子夜》交给他自然十分放心。接到翻译任务的许孟雄立即表示自己可以在一年内完成，1956年，许孟雄动笔翻译，他制定了近乎苛刻的时间表，加班加点，最终只用7个月便交了稿，比预期还提前了5个月。外文出版社非常惊讶，十分赞叹许孟雄的敬业精神。

许孟雄优异的汉译英翻译实践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认可，一些重要的英译外事文件都是请他审核的。1979年1月，外交部请许孟雄把关审定邓小平出访美国外事文件的最后定稿。20世纪80年代初，面对繁重的教学任务，许孟雄也没有放弃翻译工作，参与审阅修订了多部词典，先后编写了《新四会英汉词典》《英语难题研究一千则》等。1982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语难题研究一千则》是一部答疑类著作，搜集了学生写作和英语教学中常见的语法问题，筛选出近千个典型病句，为英语学习者和教师答疑解惑，解决英语学习和教学过程中遇到的语法问题。每一则都是学生的真实疑问，就算放到今天，书里涉及的一些问题也是非常经典的。这本书是年近八旬的许孟雄花费巨大心血编写而成的，后获得中国人民大学科研成果一等奖。

此外，许孟雄还在空余时间英译大量的文章，相继在《大学英语》上发表《播种友谊的人》《病残青年学英语》《奇人王同亿》等关注青年人英语学习的英译文章。

确立许氏翻译思想：

通欲达志，以译友邦

作为一位杰出的爱国翻译家、教育家，许孟雄有着深厚的中外文化素养和忧国忧民之心。他深刻认识到，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在国际舞台上传递正面积极的中国形象至关重要；而汉译英是对外讲好中国故事、助力中国文化传播的关键环节，是中外交流互通的桥梁。通过翻译展现中国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不仅能让世界人民了解社会主义中国，也能进一步促进中外友好交流合作。

早在《礼记·王制》便曾记载：“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为了解决四夷言语不通、嗜欲不同的问题，周朝在各地设置翻译官处理接待四方来客，翻译需达乎四方之心志，通乎其情之所应，来消除各地的沟通隔阂。许孟雄发现，近代以来，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大多数翻译家更侧重于英译汉，翻译了许多西方科技著作和文学作品以开启民智，而中国文学外译作品较少。20世纪30年代，许孟雄主动请缨翻译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译文向世界人民展示了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许孟雄也希望通过翻译此书向世界表达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决心，以及向国际社会昭示中国终将取得胜利的光明未来。他从翻译毛泽东等著作中深刻认识到“通欲达志”的重要性——只有世界了解中国，才能结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此后，许孟雄便投身于汉译英翻译事业，一生译作大多如此。新中国成立后，许孟雄接连翻译《暴风骤雨》《子夜》这两部现代文学作品。前者是以土地改革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许译本向世界传达了我党进行土改运动的正确性；后者则向国外读者讲述民族资产阶级救亡图存最终失败的惨痛经历，向世界表明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当时的美国将中国视为敌对国进行封锁，普通民众很难了解到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因此许孟雄通过增添笔墨显化原文核心信息、减少词汇密度以便国外读者更好理解的翻译方法，突破了中西文化壁垒，让世界普通民众了解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暴风骤雨》和《子夜》的英译本是许孟雄翻译思想走向成熟、具有代表性的翻译实践。

独创英语教学法：

析理透辟，活学活用

许孟雄不仅在翻译方面拥有代表性的译著，在英语语法教学上也有着自己独特的方法。

许孟雄在人大外语系青年教师进修班讲授英语语法期间，他察觉到课上学生们的普遍问题：他们在语法学习中常常死记硬背语法规则，口语表达上更习惯于用正式的英语动词而非口语化的英语短语动词，导致英语写作或对话里中式英语现象颇多。针对这些难题，许孟雄以介词和副词为抓手，强调语法教学要向学生解释清楚语法形成的底层逻辑，这样才能掌握地道的英语表达。例如，许孟雄在1983年第1期《大学英语》发表的Are English Preposition Not Explainable? 中提到，英语语言构成的主要特点是介词，而当学生对频繁出现的介词的用法产生疑惑时，只会被告知需要牢牢记住固定搭配。许孟雄批判了这种教学方式，他表示汉语是一种动词性文字，而英语是一种介词性文字，如果不讲介词用法，学生写作或翻译时很容易将汉语思维带进来，变成中式英语。只有老师将英语介词的词根含义和延伸意义讲清楚理明白，学生才有可能有地道的英文表达。

在短语动词方面，许孟雄在A Battle of Wits-How to Teach Multidifficulty,English Phrasal Verbs中写到短语动词的三大难题：一是要理解跟在动词后介词的意思，二是短语动词可以通过在动词和介词之间加一个副词来进一步发展和丰富其含义，三是存在只保留介词的介词短语现象。为了解决这三大难题，他提出，英语老师在课堂上讲授短语动词时，不要简单停留在“只记忆语法规则，只背诵短语动词”的机械教学上，而要先分析解释副词或者介词的基本含义，再根据上下文讲解构成短语动词的复合意义。他认为中西表达的差异表现在中英相同含义的情况下，英文中句子大多以“be+介词短语”的形式表达，而汉语句子常用动词表达。如果一名中国学习者每次表述或写作的英语句子都是动词表达形式，而没有短语动词形式，表明他还在中式英语中打转，没有真正理解英语的内在思维方式和表达习惯。

除了英语教师要向学生解释英语语法形成的内在逻辑，许孟雄还提到学生对语法规则也要活学活用，这样才能深刻了解英语文化背后的“活思维”。许孟雄回忆，一次与一群学生一起观看北大与北外学生的比赛节目时，就如何填补“Will you please look __ the children while I am __ ?”这句话中的空缺词这一问题，学生们讨论热烈。有学生认为这句话应该依次填写“look after”“I’m out”，表示“请你在外出时照看一下孩子”；也有同学觉得用“look for”“I’m away”才是对的。大家对此见解不一，许孟雄向学生们解释空格处的词汇都有其本身含义，跟在“look”后面的“after”表达眼睛看到的方向，而“for”意思是为了某种目的，这两种表述都没有问题，但“look after”组合起来是有“照顾、照看”的复合意义，更适用这句话的使用情况。而关于“I’m out”“I’m away”，亦是如此。它们在语法上都没有错，但是在具体语境中，“out”表达出去一会儿就回来，暗示去的地方不远；而“away”则表达出去会停留一段时间，暗示去一个相对远的地方。根据上下文语义，用“out”更为贴切。

从以上例子不难看出，许孟雄可谓英语语法教学界的奇才，他独辟蹊径的教学方法让人眼前一亮。著名翻译家张培基先生称赞许孟雄把英语语法教活了，针对介词、冠词、惯用语等各种语法难点总能作深入浅出、立竿见影的解答。郭晓惠追溯往日，回忆许孟雄当时课上操着一股鼻音很重的福建普通话讲授语法，虽已年近八旬，但仍精力充沛，令人印象深刻。那时新颖易懂的英语语法课堂吸引了许多外系的慕名者，甚至包括五六十岁的教授。随着旁听的学生越来越多，教室里常常座无虚席，迟到的学生们只能站在一旁聆听他的教学。

投身辞书编纂工作：

精编细纂，春播秋实

在繁重的教学和翻译工作之余，许孟雄还参与了许多辞书编纂工作。那时中国人民正全力以赴进行“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希望可以在短时间内迎头赶上西方先进国家，因此出现了学习西学知识的社会热潮，对双语辞书的需求日益增加。然而，许多年轻人都觉得词典编纂是个折磨人的工作，枯燥又繁重，经济回报也很低。但在许孟雄看来，辞书编纂是翻译事业的重要一环，不仅有益于国人学习外语，也能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他深感社会责任之重大，于是毅然扛起编纂辞书的重任，搜集大量相关文献，整日埋首其中。

许孟雄担任《英汉对照世界名人名言辞典》主编时，付出了大量时间收集相关文献，从中采撷了世界各地的经典名言。书中经典语录出自600余位中外杰出人物，内容鲜明、规范有序，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许孟雄偏好采用莎士比亚、马克·吐温等名人语录，收录其名句各达30余则。他不仅在内容方面精心编译，也认真考虑了该书的名言分类，经过与国内外专家大量探讨后，创造性采用了名言含义与核心词相结合的方法，以便提供给读者更直观便捷的查阅体验。许孟雄还曾编写《新四会英汉词典》，参与审订《简明英汉词典》，参加巨型工具书《韦氏三版英语大词典》的审阅与修改。其中，《韦氏三版》摆脱了规定性编纂方法的约束，以描述活的语言为核心，如实记录生活用词的情况，是当时全世界规模最大、最全面的英语词典。《汉英大辞典》是许孟雄与杨宪益、陈羽纶、王岷源、钱伟长、翁史烈等学者共同商议，争相建言献策，历经多年修改而成，涉及人文和理工等多个学科领域的大型汉英词典。

在辞书编纂与修订中，许孟雄“求词典之真义”，对不易辨别的同义词追根溯源、精编细纂，仔细打磨用词。他所编著的辞书为人们学习外语和外国文化提供了有力的工具，为后续编译界的词典编写工作留下宝贵经验。而许孟雄甘于奉献的高尚品格和精益求精的敬业情操，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担当英语名刊顾问：

供稿无数，质量上乘

《大学英语》是20世纪80年代专为大学生和英语自学者设计的刊物，许孟雄了解到许多大学生会通过阅读期刊来提高英语水平，于是他便向其投稿供学生学习。据统计，许孟雄在《大学英语》上一共分享文章15篇，其中有9篇涉及汉英对照和汉英译讲，另外6篇是讲解英语语法和英文写作。他特别关注青年大学生的英语学习与教育问题，在这方面翻译了很多身残志坚人士学习英语的励志故事并鼓励青年争当新时代大学生。此外，他的译文也涉及淡泊名利、勤俭节约的话题，这使得他不仅仅在英语教育方面贡献颇丰，还对社会道德品质有独到看法，为读者提供了更为全面和丰富的学术体验。

许孟雄十分重视青年学英语这件事，他曾在文中批评有些青年大学生去美国大学或英国大学只是花钱和享乐，没有继续深造的意愿。许孟雄在1989年翻译了《病残青年学英语》，讲述了全身瘫痪的张莉女士学习英语的励志故事。张莉长期躺在病榻，没有机会参加面授英语的学习，北京电视台的“中学生”英语节目给她带来了曙光，自此，张莉便按时按点听课，即使发着高烧，脑袋昏昏沉沉也没有停止听课，她虽然没有真正进入英语课堂，但确是一位热爱学习、刻苦努力的好学生。这深深打动了许孟雄，他便将她的故事译成英文，希望青年学生能够珍惜当下时光，用心学好英语。

还有一篇节录自《人民日报》上的翻译文章，讲述了鱼新平的故事。鱼新平转业后去做外国旅游团接待，作为一个新手，他深知英语对工作的重要性。他除了吃饭和工作外，剩余的时间都用来学习旅游业相关英语，随身携带笔记本和英语小册子抽空就看，很快他便能和外国友人自由交流。在接待外国游客的过程中，他细致的服务和诚恳的态度深得游客赞赏，甚至有位老太太坚持要认他做儿子，他婉言谢绝。鱼新平曾提到作为一名国际旅游业工作者，一言一行代表着祖国的尊严和人民的形象，而他也确实以这样敬业的工作态度和拼命的精神，接待着来自不同国家的游客。

在淡泊名利和俭朴节约的话题上，《大学英语》1988年第1期发表了许孟雄翻译的《赵树理和金钱》，提到作家赵树理对金钱的处理方式。赵树理看淡个人利益，部分小说出版稿酬他分文不取，直接作为党费上交。他生活俭朴，有一次参加会议竟因为穿着不体面而被保安拒之门外。然而，不乱花一分钱的他对集体或亲友的需要却毫不吝啬，总是主动承担亲友的部分家庭负担。因许孟雄的翻译介绍，作家赵树理的淡泊、节俭品质为人所赞赏。

许孟雄在《中国翻译》发表的3篇探讨英语语法以及句子汉译的文章，详细列举了各种情景和例证供英语自学者学习。其中在1984年的第4期和第5期发表了《探讨英语特殊肯定句与否定句的汉译》及其续篇，提到由于英汉不同的表达方式，有时在翻译过程中，像肯定句的英文要表达成汉语的否定句。比如“This problem is above me”，“above”原义为“在上”，而许孟雄则引申该含义，根据上下文将其译为“这个问题我不懂”。此外许孟雄在1983年第9期的《中国翻译》上发表的《英语介词在汉译英中的作用》，举例“The British delegation is on a visit in Shanghai”，译为“英国代表团在上海进行访问”，这里引申“on”的原义表“继续”之意，说明英语介词有时可以译为汉语动词。

许孟雄以其丰富的学识和深刻的见解为英语自学者供稿无数，他的文章不仅增进人们对英语语法的掌握，也丰富了人们对社会道德品质的认识。

许孟雄是一位学贯中西、求真务实的翻译家和教育家。回顾许孟雄的翻译实践，主要围绕着“对外传播中国声音、获取国际社会支持”这一主题展开，这也与他自身深厚的中西文化素养和浓浓的爱国情怀有关。许孟雄的翻译实践表明，无论是在他翻译实践前期，向世界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获得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支持，争取中国的光明未来，还是在翻译后期努力让国际社会了解到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突破冷战下的文化壁垒，搭建中国走向世界的桥梁，“心系国家、以译友邦”的理念贯穿了他的一生。心怀“国之大者”不仅体现在他的翻译实践上，也体现在他的教育事业上，除了在课堂上讲授语法，在课堂外也不忘编纂辞典方便大家学习。他甘于奉献，兢兢业业，用心打磨选词，其精益求精的敬业态度也被后世称颂。许孟雄始终心怀祖国的未来，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秉持为国为民的价值取向，是名副其实的大先生。

（王建华系中国人民大学/华侨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许多系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