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个题目时，我思绪万千。对逝去亲人的思念，似乎总是如此深沉，仿佛满溢心间，难以言表。回忆与父亲共度的时光，桩桩件件、点点滴滴都清晰如昨，值得珍藏。他的声音、神态、表情，乃至身上的气味，都鲜活地浮现在脑海中，仿佛触手可及。
然而，当我想要落笔记录时，却突然感到迷茫，不知从何说起。
那些能将亲情描绘得细致而深沉的作家，我由衷地佩服。他们的文字，让我看到了亲情的深沉与真挚。
朱自清笔下的父亲，坚持送他至车站，又为他买来橘子；贾平凹笔下的母亲，一边做针线，一边在隔壁房间陪伴他写作；史铁生笔下的母亲，总是到地坛找他回家；还有张洁笔下的母亲，疼爱她、理解她，一生历经艰辛。
那么，我该如何描绘我的父亲呢？
父亲在青年时代从湖南老家来到湖北黄石，投奔大伯。由于他读书多，文笔犀利，很快便在大冶钢厂的厂报上脱颖而出，最终成为报纸的总编辑。我年幼时，最深刻的记忆便是他在家中边抽烟边撰写稿件的情景。那时，我和母亲说话总是轻声细语，行动也是轻手轻脚，生怕打扰到他。次日清晨，我们便能从厂广播站的大喇叭中听到署名“罗宝山”的报道。每次听完，母亲都会赞叹道：“看看，你爸写得多好啊！”可以说，母亲是父亲最忠实的粉丝。父亲离世后，母亲长时间难以走出阴霾。她每餐都会为父亲摆上碗筷，并准备他喜爱的菜肴。阳台上，当有小鸟飞来啄食绿豆时，母亲便会认为这是父亲回来了，因为他钟爱绿豆沙，于是她会对着小鸟倾诉心声。当隔夜的剩菜自然变黑变少时，母亲便认为是父亲夜里回来品尝了，然后她才会安心地倒掉，换上新的菜肴。
从三年自然灾害中艰难走来的母亲，每天辛勤操持着一家人的饮食，她似乎总是牵挂着远在天边的父亲的饮食问题。她担忧父亲仍像年轻时那样，出门在外只以馒头充饥，不顾及蔬菜的均衡摄入；她也担心，即使我们父子阴阳相隔，父亲依然保持着年轻时的节俭习惯，将单位食堂的肉节省下来，带回家给我。每当提及此事，母亲总会含泪说：“要是你爸在那边还惦记着带肉回来给你，那他何时能享用一顿丰盛的餐食呢？”我闻言，立即将桌上的肉夹进小碗，连声说：“爸爸留给我的，我要留给爸爸。这样，我们都能品尝到美味。”
作为家中的长子，父亲对我格外器重。特别是在我考大学选择专业和毕业后的职业规划上，他都早早地为我“运筹帷幄”。在他看来，我拥有学历和技术，应当努力向厂领导的方向发展，这才是“正途”。记忆中，他从未直接表达过望子成龙的期望，但我似乎每一步都在遵循他的预期：大学学习冶金机械，毕业后成为大冶钢厂的“钢二代”，从技术员到工程师，再到市场调研部部长，最后成为销售处处长。通常情况下，销售处处长下一步会晋升为副厂长。然而，在那个充满理想的年代，我选择了下海创业，没有继续走那条既定的道路。
如今想来，我深感庆幸，父亲未曾阻止我突然成为自己人生轨道的扳道工。要知道，我这一“变道”可是违背了父亲的所有期待。而且，当时谁也无法预测，失去“铁饭碗”后，迎接我的会是“金饭碗”还是“土饭碗”，甚至可能连“饭碗”都失去。我相信，父亲当时也为我担忧不已。
说来惭愧，我与父亲唯一的分歧在于写作。得知我大学毕业后常常偷偷写小说，甚至画图纸的本子上也记录着平日的所思所感，父亲大为不满，愤怒地斥责我道：“小说岂是轻易能写的？大仲马、小仲马岂是人人都能当的？不切实际、异想天开，简直是愚蠢！”他在愤怒之下，竟烧了我的本子。
父亲深知写作之路的艰辛，尤其是专业写作，更是难如登天，一将功成往往万骨枯。他大概担心我会因写小说而荒废学业，丧失志向。
直到撰写《钢的城》这部作品，我才深切体会到写作的艰辛。即使积累了丰富的阅历，储备了足够的知识，不畏孤独，不图名利，这条路依旧不易。不说将生活点滴转化为文字需要多少智慧的提炼与点化，不说让自己的作品在浩如烟海的书籍中脱颖而出需要多少合力与助力，仅仅是夜深人静时一字一句地堆砌，便需要极大的忍耐与坚持。父亲必然深知其中难以言表的甘苦，否则他不会如此坚决地反对；而在我创业成功后重新拾起笔杆时，他也不会如此热情地支持。花开有时，荣枯有定，父亲所言非虚。遗憾的是，他未能亲眼见证我完成并出版这部作品。
当我在扉页上写下“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亲罗宝山和大冶钢厂的兄弟姐妹们”时，不仅表达了对父亲这位老钢铁人的崇敬与追念，更蕴含了对他作为我人生道路上指引者的深深感激。汪曾祺曾言其父帮他写情书，“多年父子成兄弟”。而我父亲亦以无尽的苦心，为我调整人生方向，我们父子之间的深厚情谊，或许可称为“多年父子成知音”。
书出版后，我曾做过一个梦。梦中重现了儿时的场景：我身处母亲单位的家属院，那是位于半山腰大平坡上的冶钢三小家属院。夕阳即将落下，我坐在自己搬来的小板凳上，目光紧盯着山下的小路。我期盼着那个熟悉的身影出现，推着自行车缓缓上山，车把上的网兜里，铝制饭盒晃动着，里面装着我期待的美食——通常是爸爸中午在食堂节省下来的肉。而今天有所不同，我手中紧紧握着一本《钢的城》，不再是两手空空。
“爸爸！”期盼的身影终于显现，我如常兴奋地跃起，疾步如飞。风依旧在耳边轻拂，仿佛诉说着岁月的故事。山脚下的父亲，面容依旧年轻，他仰头微笑，步伐也因激动而加快。然而，尽管父亲近在咫尺，我奔跑着，却始终无法触及他的身影，手中的书也始终递不到他手中。突然，我恍然大悟：哦，父亲已经离世，他不在山脚，而在天堂之上！这一瞬间，无尽的空虚与悲痛如潮水般涌来，几乎将我淹没。我猛然惊醒，手不自觉地触摸着额头那道5岁时因急跑摔倒留下的疤痕。疤痕尚存，人却已逝，我的父亲啊！泪水瞬间浸湿了枕头。
我一直没敢告诉母亲我的梦，因为怕又触动她的回忆。父亲离世已十四年，母亲几乎每天都提及他。欣慰的是，如今母亲提到父亲时，流泪少了许多，有时甚至会因父亲的趣事而大笑。她总是说，父亲在天上看着我们，我们必须过得更好。因此，每当我乘坐飞机时，都会觉得离父亲更近了一些。
想起杨绛先生创作《我们仨》时，她将自己比作在打扫丈夫钱锺书和女儿钱瑗离去后的“战场”，称自己为“一个人思念我们仨”。她的文字让我们感觉他们三人仿佛仍在一起。我想，人们追求的永生，或许就是这种情感的延续。文字确实比人的生命更长久，更易留存，传播得更远。我们最深刻的记忆和最深沉的思念，都镌刻在文字之中。我与父亲，此生既是父子，更是知音，这份情感将永远铭记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