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杨树在车窗外或紧或慢地奔流，枝柯上挂着喜鹊窝。天空晦暗，并不见喜鹊，树上挂的，是它们留给自己的念想，哪怕此生此世再无归期。司机侧脸瞅我一眼，说：“家和家园，都是一种病，你看那些喜鹊窝像不像肿瘤？”我心虚得不能答言。我觉得他是在说我，是在用一句阴阳怪气的聪明话嘲笑我。其实他提到的病与我无关，我就是一粒流沙，不让自己扎根，因此才离家远行。但就是心虚。没承想刚踏入镜城，那些在画家笔下“鹊登高枝”的吉祥物，就为我挖了个陷阱。

我不想表露，做出欣赏的样子，迎接扑面而来的钢铁丛林。

正看得眼花，头猝然向前一冲。

西南门到了，我该下车了。

尽管我并不能确定这是不是我的目的地。

街道像狂风里的眼，眯成一条缝——不是困倦，是在审视。这条从嘉靖年间熬过来的石板街，在镜城算不上老人，只能算个中年人，正进入更年期，情绪坏，明显不喜欢我这个生客。我慌忙钻进一条胡同。胡同倒是亲切而真实。胡同出去是条小街，因为瘦，显得长，中段左侧，立着一轮满月，那是把街道和居民区隔开来的门。我在门边站下来，将牛仔包从肩上移到手上，让自己显得恭敬些，再进到月亮里去。里边是长排板式楼房。沿逼仄的通道走过两个单元，或许是三个，感觉横着走没意思，便脚步一撇，上楼。楼道发出的响声，旧到时间的背面去，并用它的旧提醒我：即使回到前世，你也与这里无缘。这让我心里越发没底。东张西望地上到四楼，见402静静地洞开着，像一个人张了嘴要打喷嚏，却始终打不出来。这是我该来的地方吗？

喊一声：“喂！”

无人应。

我狐疑地抬了腿，迈过两寸高的门牙。

“来啦？”

随着这声更像喝问的招呼，从不同房间出来两个男人。一个四十多岁，一个二十五六岁。确认了我是谁（证明我没走错），四十多岁的男人便说，他是户主，但不是房东，这套三室一厅，是他从房东那里租过来，他再单间租出去，那个年轻人，包括我，都和他签合同。我的合同年轻人已代签，钱也由他付了。年轻人叫我陈哥，接着又改口叫永安哥，说永安哥，这是俊哥，俊哥来镜城十多年了，在一家公司做财务。那被称为俊哥的，伸出粗短的手指刮头皮；只有头皮，没有头发，一根也没有。

然后年轻人把我领进我的房间，说这房间靠东。东南西北我也分辨不清，我的世界是由前后左右构成的。而且是否靠东，也无关紧要。

但年轻人说，这房间比别的房间，至少早亮半分钟。

又是一句聪明话。

到镜城两个钟头，我就听到了两句聪明话。

房间小得很。不过无所谓，能搁下一张床、一张桌子，够了。我放包时，年轻人把门关上，细声说，俊哥名叫冉俊，是个从头到脚的失败者，平时少和他接触。出来混事，不成功的话不说，不成功的事不做，不成功的人不交往，这是原则，否则混不出个名堂的。说完让我休息，想洗澡就去洗个澡，20分钟后，他再来叫我吃饭。

待他出去，我在床沿坐了，抠着脑门想：他是谁呢？为什么要替我付房租呢？

怎么也想不起来。

镜城我是来过的，但西南门是第一次来，这个社区，社区里的这个居民区，居民区里的这套房子，自然更加陌生。正因此，感觉镜城也是头回涉足，凉薄荒疏，与我川西普光市的家，雁阵声寒，关山隔绝。镜城也并非没有熟人，却大多联系不上，联系上了也路途遥远，无法相见，仿佛他们所在的镜城和我正待着的镜城，不是同一个镜城。事实上也是。再大的地界，能给人意义的，只是某条街道，某个门牌；甚至比这还要小，小到立锥之地，正如一粒种子，是在指头大的土块里发芽。

没有人能帮我。

我能依靠的，只有这个几平方米的房间，还有替我付房租的那个年轻人。

“依靠”这个词，让我的记忆复苏：是那年轻人叫我来写剧本的。

他叫谢延，我想起来了！

天光还在城市的那一边，谢延就来敲门。

听声音他很不满意，嫌我起来得晚了。

“我那里都亮了。”他说。

我这才知道，“至少早亮半分钟”，并不是一句单纯的聪明话。我是他的雇工，他要我比别人早起。

门刚打开，谢延说：“今天就看你的了。”

原来是要去跟他们公司领导见面，导演也要来。

“这个剧，”他继续说，声音像捏着橡皮管浇花，“是国内少见的大制作，要投资两个亿。两个亿的人民币有多重？一张百元钞1.15克，1万块就是115克，一亿是1150公斤，两亿呢？2300公斤，或者说2.3吨。从天上砸下一颗2.3吨重的陨石，能毁掉一座城。砸钱不是毁城，是要听响声，钱自己不会响，是人让钱响。我不知道你听明白没有？不是穿上长衫就能称秀才，会用电脑就能当编剧。我不全力举荐，挑剩了，也挑不到你头上，你说是不是？”

我房间没开灯，客厅也没开灯，但他的眼睛在黑暗里闪闪发光。

他显然是在等我的回答。

我只好说：“那是。”

感觉口气僵硬了些，又补充说：“谢谢小谢。”

他本是一只手把住门枋，现在两只手把住，相当于把我堵在里面，堵严实了，才说：“你平时这样称呼我无所谓，到了正式场合，就不能叫我小谢，也不能叫谢延，要叫谢经理。”

我连忙点头。这个比我小十来岁的人，原来是个经理。

“我也不会叫你陈哥或者永安哥，我就叫你陈永安。”

我说那当然，语气很是做小伏低了。

他沉默下来。沉默下来后就听见窗外的鸟叫，是一呼一应的叫法。

“演习一下吧。”他说。

我说好。

“陈永安。”

“谢经理。”

“陈永安！”

“谢经理！”

……

早饭是出去吃。下楼来，踩在水泥地上，却像踩在云端里。那不是路，是路的影子。每踏一脚，都溅起深灰色的光斑。天在慢慢亮开，但依然不能叫白天。外面的小街倒是早就热闹起来了。热闹的是气息，不是声音。几乎听不到声音。昨天我来的时候，街上空落落的，现在有了十余家移动餐点，都是类似于乡间演出队的那种铁皮箱，遍身黑，黑得遗忘般遒劲。马路对面半尺高处，有片略微倾斜的台地，餐点就摆在台地上。谢延领着我，径直走到一个胸大腰圆的妇人面前。那妇人奇怪地叫他张老师，说张老师，坐。也不问他吃什么，看来他是常客，且万古不变地吃同一种食物，也吃同样的分量。

谢延坐了，说：“两碗啊。”

妇人应着，麻利地在铁皮箱里捅火。

炭火迸出即闪即逝的星子。

我跟谢延坐在同一根条凳上，他歪了歪屁股，凑近我耳边，说：“对外人，不能轻易透露身份。”我很懂事地点着头。他本来姓谢，却说姓张，正如多年前有一回，我跟一个朋友去夜总会，进了包间，他问我：“孙总，喝啥子酒？”

这么说来，不透露身份的意思，是随机改变身份。变，是最深的隐藏。

“人与人的根本区别，”谢延进一步说，“不是别的，是身份。你出去见人，不是人见人，是身份见身份。人是说不清的，身份却一目了然。因此人最重要的，是别在‘人’字上纠结，苍天大步朝前走，你却在那里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不是扯淡吗？是人又怎样的？卫懿公养鹤，给鹤穿锦衣绣服，并举行大典，为鹤封官晋爵，鹤每次出门，都有专车接送；晋灵公养狗，为狗建别墅，用礼器盛食请狗吃，谁不小心碰了他的狗，就砍断谁的脚；前不久有则新闻，路人赞美一条狗，说好漂亮的狗！结果挨了狗主人一顿暴打，原因是他的狗不叫狗，叫犬。过分吗？事情过分，道理不过分。孔夫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什么是名？名分嘛！把名分稍作转化，就成了身份。名分和身份，一个属政治结构，一个属社会结构，但本质上是一个东西。所以，”他脖子一扭，作了总结，“是不是人不重要，你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也不重要，身份才重要。身份是大哥，别的都是马仔！”

地上更亮些了，天空却比开始还要暗淡。是暗在深处，就像我的心。我想着我为什么出来混。是想挣钱，想出名，说白了就是想捞个身份。然而那是多么遥远，远若星辰。在这个比我小十来岁的人面前，他也是大哥，我是马仔。年龄屁都不是，用年龄来塑造伦理，是农业社会的伦理，不说已经过时，也正在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