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浩如烟海的中国现代文坛中，艾芜无疑是走出了独属于自己的“现代”之路的文学巨匠，他在南行与回乡中发现边地，发现世界，更发现了故土与自己。我们今天阅读艾芜，更应深入时代语境，跟随着青年艾芜的呼吸走进他丰富的情感世界。《丰饶的原野》在艾芜的创作中是一个特殊的文本，首篇《春天》创作于1936年，第二部《落花时节》于1945年完成，第三部构思已久，原拟取名《夏天》，却在新中国成立前的40年代与上世纪60年代都被打断，在1979年才以《山中历险记》的面貌连载成文。

《丰饶的原野》作为一个持续延宕又不断续写的作品，三部曲的断裂与勾连值得追问，这记载了作家走过的历史剧变，更“写下”了艾芜两度自我调整的“心史”。通过对其不同阶段历史缝隙的打捞，我们得以感受艾芜在文化构成、知识构成乃至创作上的犹疑、调整、革新与保留。他必须打碎、重塑自己，但同时仍然坚守与保留最为质朴的“本我”与“真我”，这样一个生动的“艾芜”无疑值得更多的追问与思考。

（邓可艺）

新中国成立后，焕然一新的天地呼唤文学作品的转型，文艺急需承担起反映新人新事，传递时代声音的使命。面对不熟悉的写作任务，已步入中年的艾芜陷入了创作手法与文学观念的双重困境。为从困境中突围，艾芜咨询了众多好友的意见，在朋友们的帮助下，艾芜对这一时期的小说进行了修改与调整，最终转变了创作姿态，创作出《百炼成钢》等众多贴近时代脉搏的优秀小说。如今，已成长为一名文学青年的我再次捧起艾芜在十七年时期创作的小说时，除了历史在作品上刻下的深深印记，我读到了艾芜在新的历史现场中的选择与担当。

（韩姝昱）

1935年，青年作家艾芜出版短篇小说集《南行记》，作品面世后迅速引起文坛反响，周立波、刘西渭等纷纷给出好评；与艾芜有同乡之谊的前辈郭沫若也对这位文坛新秀赞赏有加，在杂文和书信中两次提及《南行记》。不过，郭沫若在杂文《痈》中将《南行记》作为“历史小”这一论点的注脚，未免有断章取义之嫌。与郭沫若对青年的全面肯定与激情赞颂不同，面对《南行记》中野蛮生长的青年，艾芜虽然满怀同情，却始终难以认同他们的生存哲学和行为方式，他期待着借由革命改变黑暗残酷的社会，改变穷苦人的处境，从而使误入歧途的青年能够走回正路。然而，艾芜的否定和批判同时呈现出暧昧犹豫的态度，谁有权力教育青年、青年是否需要导师，在艾芜这里成为了一个可疑的问题；而艾芜对“教育资格”的质疑某种程度上潜在映射了他自身在面对教育时的踌躇和迷茫。这种犹疑的姿态正是艾芜作品中最具有张力的部分，为他不断漂泊、不断寻找提供源源不竭的精神动力，也为阅读艾芜的当代青年带来更开阔的思考方向。

（赵雨晴）

每个人都是复杂的集合，作家也是如此。看到艾芜创作中的复杂性，对于理解和还原一个复杂历史时代下具有主体性的人具有重要意义。艾芜作为20世纪30年代左翼代表作家，曾经积极投身、践行左翼文艺大众化运动。

在左联解散甚至运动的尾声，艾芜创作了意在怀念故乡的作品《春天》，用倾向大众化的写法讲述了关于乡村阶级压迫和革命斗争的故事，但在具体处理人物和情节的过程中，他也始终将个人经验渗入，保有对真实的坚持。这种创作的复杂性，既体现了文艺思潮对个人创作影响的必然，也体现了时代潮流下作家对自身主体性、对自我生命体验的坚持。这为还原艾芜与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的关系打开了更广阔的言说空间。

（朱可馨）

艾芜的中篇小说《端阳节》以“赶韩林”的端阳民俗为核心展开故事。尽管在当代这项民俗已经销声匿迹，对读者来说十分陌生，但通过艾芜戏谑风趣的叙述，“赶韩林”的多重意涵跃然纸上，小说情节的留白亦引人遐想，暗含着悲怆和恐怖的底色，让人深刻感受到国民党统治下人民的苦难，也正是艾芜所希望的能够让今天的青年“对于黑暗时代有着一些具体的认知和痛切的感觉”。

（李昕遥）

1931年冬，艾芜和他的挚友沙汀联名向鲁迅先生请教关于作小说题材方面的问题时提到关于描写“熟悉的下层人物——现在时代大潮流冲击圈外的下层人物”究竟有无意义的问题，而鲁迅先生则在回信中指出“倘写下层人物（我以为他们是不会‘在现时代大潮流冲击圈外’的）罢”。这一回应呈现出他们关于“下层人物”的差异化想象。但关于书写“时代大潮冲击圈”外的人物这一遗留问题还未来得及彻底解决，艾芜就迅速地进入了“左联”内部，这使得他的创作一度呈现出“政治性”与“非政治性”之间的断裂和脱节，同时又显示出他压抑既往经验、积极向左翼靠拢的姿态。

在1935年的两部中篇小说《端阳节》与《某校纪事》中，艾芜从不自觉地融入、顺应革命叙事转向了关注革命的“侧面”。在《南行记》之后，艾芜探索出了一种超越早期革命文学、位于现实政治内面而又不为其所吞没的独特书写模式。

（冉丫冉）

万慧法师是艾芜在南行途中和半工半读的社会大学里唯一称呼为“老师”的人，他是艾芜的救命恩人和授业恩师，在其接济与帮助下艾芜开始了文学创作和发表之路。然而，在艾芜遭遇驱逐归国后，其日记和书信里鲜有再与恩师联络的记载，但却专门写有数篇文章来纪念和感怀万慧法师。我认为艾芜所言担心“连累”老师只道出了部分表面的事实，在更深层次上是他的革命信仰与万慧法师的信仰之间最根本的思想分歧和选择冲突，厘清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抵达其作品深处的思想世界。

艾芜对底层民间信仰的独特观察和书写与他当下的生命体验紧密相连，在昆明的明善堂，他感受到在慈善和庄严氛围下隐匿着各种不堪和不善；在仰光大金塔旁，他目睹了深妙的佛法面对苦难苍生流血时的软弱和无力感，这也使得他的创作充满了矛盾和痛苦。

（徐 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