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如离弦之箭，作者们在过去与未来、真实与虚构之间逡巡，追问新的时代条件下人和文学的变化。期刊新作是当下生活的切片，《花城》《青年作家》《广州文艺》《作品》中既有个体志向的表达、对文学本体的探求，也有对新技术革命、心理疾患、人口老龄化、婚恋家庭、亲密关系等话题的讨论。
当“虚构”成为写作的主题
在先锋小说中，“虚构”自身就构成一个鲜明的主题，当下作家在此延长线上继续探讨自我和虚构的关系。鬼金《被虚构的人》（《青年作家》2024年第4期）的主人公时常叩问“被虚构的感觉”从何而来，答案既指向混乱颠倒的外部世界，也指向虚脱的身体和空洞的内心。主人公意欲挣脱虚构、找回自我，但终究还是折返虚构，视其为避难所。思铸航《伪蔷薇刑》（《青年作家》2024年第4期）的主人公深陷于生活的无意义感，选择用虚构来涂抹现实，直至二者水乳交融。小说揭示虚构虽是自救的行动，但也有自溺的危险。西伦《小说家之死》（《青年作家》2024年第4期）中，小说家马萨掉进自己的故事里与笔下人物疤面人会面，在叙事迷宫中追寻自我。作家们把迷惘、挫败等体验交付给繁复的技巧，通过虚构制造逃逸之路，织就意义之网。
因为广博的阅读量和娴熟的技巧，作家得以在虚构世界中辗转腾挪。王甜《书村奇遇》（《青年作家》2024年第3期）是以《桃花源记》为底本展开的灵异故事，也是《狂人日记》的当代变体。王陌书《垣伯记》（《青年作家》2024年第3期）从标题起就有意与《约伯记》发生互文，春秋时期出身没落士族的主人公涉归，有大志而无恒心，在经历了系列变化争端之后重回家门巷口。水鬼《古典夜生活》（《青年作家》2024年第4期）由五个短小精悍的古代故事组成，涉及江湖侠客、小偷、工匠、书生等人物，颇有古典志人志怪小说的风格。严彬在短篇小说《夏吕斯的爱情》（《作品》2024年第3期）中以脚注的方式直接提醒读者，主人公是“从普鲁斯特小说中出走的人物”。不同的文化资源被挪用、转化到新的叙事中。
飞速发展的技术改变了生活世界，文学以何种“技巧”来回应“技术”，对作家来说是一大挑战。杨清霖《朱砂痣狂想曲》（《作品》2024年第3期）以罗马神话隐喻现代人物命运，以“朱砂痣”这一符号勾连起三个年轻人：穿梭在虚拟与现实之间的自恋者温如玉、有监视癖的结巴林乾良和对异性有控制欲的马山威。小说通过二男一女之间“看与被看”的关系，折射信息时代里人们的生存处境。广奈《我们如此热爱飞跃》（《作品》2024年第4期）虚构了“后瘟疫时代”的作家、作品和评论，通过戏仿多种文体来展现文学以虚击实的能力。小说的主要部分是一份来自2096年的讲稿，其中“飞跃须要欲望与幻想助推”的论断与技术时代“何以为人”的问题紧密相关。曹畅洲《第一作者》（《花城》2024年第2期）讲述人工智能给艺术、法律等领域带来的冲击，回应技术进步论者的乐观设想。在未来世界，我们通过关键词搜索来自动生成文本，通过脑机接口来概览海量故事，文字媒介本身也面临合法性危机，这无疑是“文学终结论”的回响。小说戏仿翻译腔和新闻体裁，结尾处的一串小号字体显示阅读器的型号版本，直观地呈现技术变革给读写活动带来的影响。
现代病与文学想象
文学是勘探，是呈现，亦是疗愈。作家经由疾病叙事，观照人的身心状态。谢小灵《乡村医生》（《作品》2024年第3期）通过医生被愚众摧毁的遭遇，重写“吃人”主题。杨帆《倒立的人》（《花城》2024年第2期）采用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叙事，“我”以记者的身份记叙脊椎病患者“你”的生活。但这不是一篇新闻报道，而是给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悼文：正值盛年却身体畸变，在重压下无法昂首生活，通过倒立“调整肉身，扭转乾坤”，最终丧生于一场洪灾。韩东《还你一颗心》（《花城》2024年第2期）从开精神病的假证明写起，最后揭开梁斌为白娅丽换肾的秘密。疾病勾连人事，是故事的重要枢纽，主人公将十数年的恩怨缩写为“他给我一个肾，却要我的心”。而更多的疾病叙事聚焦于心理或精神疾患，比如李少荪《隐》（《青年作家》2024年第3期）中一场车祸过后，母亲离世、女儿进入精神病院，叙述者抽丝剥茧，揭示家庭悲剧的元凶是冷漠的父亲和破碎的夫妻关系。余静如《世纪末的焰火》（《花城》2024年第2期）为抑郁症赋予“怀乡病”的涵义。主人公阿泽从市中心搬至郊区，将新居打造成童话王国，“仍要过孩子般的生活”；一次久违的家宴验证往日亲情难以维系，主人公在城市与乡村、童年与成年之间彷徨无地，在故事的结尾跑向记忆中的千禧年。李修文《木棉或鲇鱼》（《花城》2024年第2期）使用“重复”叙事营造疾病体验，身患抑郁症的于慧掉入梦魇，在幻觉中偶遇爱人/工人的幽灵，并一起实现阶级复仇。作者把病因溯源至国企改制，疾病由此获得了历史深度。小说技巧繁复，虚实相生，上述一切究竟是缘于疾病的臆想，还是欲说还休的历史创伤，交由读者自行定夺。
精致的虚构把疾病打造成社会隐喻和历史寓言，非虚构写作则还原疾病的“本来面目”。余冰如的散文《晚钟》（《青年作家》2024年第4期）记录患有宫颈癌、阿尔茨海默病的家婆的最后时光。“我”和丈夫目睹疾病如何迅速摧毁老人的身心，在陪伴绝症患者的过程中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也更新了对生死的认知。经由后辈视角，老年经验和养老经验一同浮出水面。在《“养老院院士”的日课夜课》（《作品》2024年第3期）中，老人不仅是书写对象，而且是书写主体。作者苏晨在94岁之前写下这篇回忆录性质的文章，以第一视角如实记录养老院的建筑、布局、活动、费用，在回望个人生命的同时，间或提及瘟疫的影响。生老病死是亘古不变的主题，而老年形象的凸显与人口老龄化的趋势相关，年龄和阶层、性别等因素一样值得关注。
对亲密关系的重建
婚恋家庭在当下依然是十分醒目的主题，作家选取不同的切口来解构爱情神话。徐晓《手腕》（《广州文艺》2024年第3期）围绕31岁211大学博士生安安的第10次相亲展开，对爱情的美好想象与残酷现实相互碰撞，凸显女性的困境、城市外来者的身份认同等问题。格尼《谁是李莎丽》（《青年作家》2024年第3期）启用双生子的寓言模式，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感观得到戏剧化的呈现。李莎丽执着于琼瑶小说里“至死不渝”的纯洁爱情，用短暂的一生上演一出出爱情戏码；“我”以平稳为第一原则，完全服从现实考量，早早结婚生子。二人暗地里渴慕着对方的生活，作者则检视了两极选项。《气味》（《青年作家》2024年第3期）以嗅觉为切入点，讲述一个精神出轨的故事。已婚男子对M女士的气味着迷，发现她有交往对象时动了杀机，嗅到自己身上“如脓血般腥臭”的气味后落荒而逃。在上述书写里，爱情或凌空蹈虚，稍有不慎就被现实碾碎；或低如尘埃，卑琐苟且可被欲望套牢。
但作家们仍选择用情感来克服现实危机，在文学中纪念爱情、修缮婚姻、呼唤纯真。王一禛《恋情一种》（《作品》2024年第4期）中两位年轻人多思善感，双双选择自杀，但故事以两人灵魂相会的超现实情节作结，作家在笔端守护了纯粹的感情。方丽娜《留一个机场给你》（《广州文艺》2024年第3期）的主人公左婷意外邂逅昔日的老师兼爱人韩孝宗，展开对少年青春成长的回溯与反思。回忆并非简单的记忆复现，而是一个自我修复的过程，她与往昔的自我和解，也宽宥了如今的丈夫。陈吉楚《重阳佳节》（《广州文艺》2024年第3期）讲述了祖孙三代人的创业史，家族企业创始人许北炬的“广州情结”与他的爱情期冀密不可分，爱情构成创业的情感动力。塞壬的散文《她的世界》（《广州文艺》2024年第4期）记录工人赵月梅的生活，赵月梅并未因爱情受挫就把自己指认为受害者，反而把“不计后果没有退路搭进整个生命的一场爱情”当作“人生中唯一的一次纯粹的燃烧”。鄢然的散文《新村碎影》（《青年作家》2024年第4期）回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在成都太平南街新村度过的年少时光，怀念真挚的友情和一无所求的纯真爱情。
在典型的情爱之外，作者还选取其他切入口来探讨人与人的关系。尹学芸擅长写真情和假意的混合态，《无事之城》（《花城》2024年第2期）中“闺蜜”之间互称花名（紫薇、百合、芙蓉、西番莲），她们是城市里彼此的陪伴，看似亲密无间，实则充满试探和防备。一位男性加入她们的共同体，西番莲遭其侵犯后诞下一子，而后卷款携子逃走。叙述语调兼具反讽和抒情，人物的背景、动机被叙述者部分隐藏，读者无法断定这一切是否由西番莲一手策划。友谊自有其花期，温情和算计相互缠绕。赵雨《流萤蜗牛》（《花城》2024年第2期）中的主人公“我”在租房期间遇见嬉皮女孩许佳仪，相似的家庭背景导致他们“在同个地方待的时间不能太长”。城市里充满偶然相遇和不告而别，两位无“家”可归的年轻人建立起短暂而亲密的联系，故事以“我”返乡、女孩搬家告终。在最后的抒情段落里，萤火虫在黑暗中起舞，这是二人情谊的唯一见证，也是作家和读者的会心时刻。人与人的情感联结，是变化无定的现实里人们的共同期许。
（本文为暨南大学明湖读书会的讨论成果，参与者为：刘志珍、曾嵘、林蓓珩、许哲煊、邱文博、邱雯意、张昀菡。曾嵘统稿，指导老师申霞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