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进程中地区、团体及个体间发展的不均衡，持续加剧着人群的分化，不断制造着话语权缺失的边缘者、底层人，并形塑着他们对“弱群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与此同时，一种消除地方性内涵的普遍化、标准化的时空模式，在建构均质、单一的社会评价体系过程中，又不断形成对个体的挤压。因而，如何表述全球化时代中个体与群体的复杂关系，已成为当下文学创作的重要问题之一。五大刊物近期（2024年3月、4月）发表的小说，仿佛不约而同地，在对那些渴求获得话语权的小人物的书写中，探寻“弱群体”认同的可能路径。

言语交往的可能性与限度

全球化时代，基于地域、血缘的社会联系最大程度地被剥离，孤独的个体不得不直面世界的无限性，并因而总是表现出某种不满和焦虑。在此背景下，言语交往通常被看作个体间进行思想与情感交流的桥梁，能够促使他们达成一定程度的理解与认同。王秀梅《奔月记》（《江南》2024年第2期）探讨人力资本流动持续加速的时代中，个体的困境和走出困境的可能性。来自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经历的人，在主人公俞树这里相遇。他们虽是城市的陌路者，却在言语交往中发现彼此经历的相似性和生存方式的同一性，从而结为有着微弱联结的“弱群体”。小说在对他们异于常人的生活态度的描绘中，着力凸显他们与均质的社会观念之间的距离和裂隙，并对他们的未来寄以一定的希望。

对“弱群体”来说，全球化的推进，意味着他们生存空间的持续缩小。因而不断地言说，便也是他们应对困境的一种方式。王文《小说如何疗愈》（《湖南文学》2024年第4期）中的两个人物，通过共同完成一篇小说的方式，逐渐在对自身的言说中，达成彼此间的同情和认可。小说中刘禹希从国外归来接受“小说叙事疗法”的情节，一方面隐喻着全球化时代个体无可逃脱的精神创伤，另一方面则试图传达出言语交往在疗愈个体心灵方面的重要意义。在此，个体的言说成为他们建构一种“弱群体”认同，从而逃离深渊处境的前提。

然而言说自身的另一种结果，或许是使个体迷失于无限的话语之中。如何在琐碎的叙述中寻觅真实性和真诚性，是小说中这些小人物所面临的另一个难题。秦汝璧在《五十九度灰》（《钟山》2024年第2期）中将几位来自各地的中年男女置于“封锁”的空间，使他们在绝望的无聊中不断袒露内心。随着故事的推进，那些庞杂的细节不断被剥离，我们看到，在他们不同的心理创伤经历中，掩藏着相似的追求纯粹之爱的渴望。那些缺乏意义与价值的言语，将每个人心中的真实牢牢遮蔽，使他们回到孤独无依的精神处境。“弱群体”认同的建构，在此陷入困境。

复归传统的期待与难度

面对现实生活的多元、丰富和无限，于有限时空中存在的个体难免感到困惑和彷徨，并因而迫切寻求精神和情感的安定。为此，不少小说选择“向后看”，将目光投向以情感为联结的传统生活。盛可以《建筑伦理学》（《湖南文学》2024年第4期）中，在大都市漂泊多年的主人公万紫，因与乡村社会观念的长期脱节，在返乡处理亲朋关系时感到焦头烂额。如果说在均质化的社会评价体系中，万紫因占有更多的财富而相比村民更为成功，那么在情感方面，她近乎一败涂地。就此而言，小说书写她的“回归”和向家人的妥协，便既有对全球化时代人们情感缺失的反思，又体现出将人们走出困境的希望寄托于传统社会观念下的“弱群体”的意味。

当然，传统的根系并不总是直接呈现，对另一些人来说，复归传统，且与其他个体达成情感上的共识，并不那么简单。傅友福《龙眼树下》（《福建文学》2024年第4期）中，尽管母亲的突然离世带来“我”身世的谜题，但常年在外打工的“我”，早已于繁杂的工作和标准化的工厂氛围下身心俱疲，无力再去探寻自身的根系。对此，小说只能在对主人公生活方式的批判和反思的层面上，颇具意味地传达出这样的观念：只有选择去追寻关于身世的真相，“我”才能在与亲朋、邻里的和谐互动中，获得某种归属感。

不过，在陈小手《遥夜之聚》（《钟山》2024年第2期）中，真实本身已被看作全球化时代的幻象。在此，个体间的情感联结，只能于一定程度上抵御现代媒介所不断生产的无意义信息的侵蚀。小说中“我”做的母亲将转生为手机的梦，便隐喻着人们对全球化的恐惧与抗拒。因此，于“我”而言，不断闪回的关于父母的梦，模糊了现在与过去的界限，将他们和那个记忆中的乡村一同从往昔复活——至少在某些瞬间，迥异于现代世界的那种基于传统社会联系的生活，于想象中再次降临。但小说关于梦和想象的表述，实则也内蕴着经由传统情感联结来建构“弱群体”认同这一方式的不可能性。

“现代社区”的想象与建构

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和全球化的持续推进，从熟人社会到非熟人社会的发展趋势愈加明显地呈现。在此背景下，寻求一种基于匿名社会的情感交互模式，便有着重要意义。这些刊物新作中，不少作者试图将“现代社区”作为“弱群体”认同建构的场域，并以此开拓人们日渐被挤压的生存空间。傅钰棋《帕格尼尼的大幻想曲》（《山花》2024年第3期）讲述的是小区女物业经理和独居女业主互相救赎的故事，并在女性视角的观照下，探查现代个体走出孤独处境的可能性。小说在对不同身份、代际、地域的女性及其困境的书写中，试图通过小区居民间的社会交往活动，来找到颇具差异的个体间进行对话的契机，从而达成“弱群体”认同。

尽管全球化经由人员的流动性削弱了传统社区的地方内涵，但同时它也不断形塑着新的社区空间。许玲《月亮在清晨升起》（《湖南文学》2024年第3期）在大都市的医院和夜市间，展开叙述那些来自不同地方的普通人的生活琐事和他们间的聚散离合。这些话语权缺失的底层人物，基于共同的利益关系，在心理上呈现出相似的观念和认知，从而一致地表现出对“弱群体”的认同。

但恰恰是商业性的凸显，使“现代社区”的建构内蕴着一种隐忧。即人们在共同利益之下构建的脆弱联系，仍然难以缓解他们心中的焦虑、彷徨和孤独无依之感。肖小娜《岔街》（《福建文学》2024年第4期）讲述一条商业街上的小商贩们辛苦生存的故事。尽管这里的人们如同前现代社会的居民般“亲密无间”，然而正如主人公阿木于破产后远遁而来的经历所表征的，这些人的生命体验既大不相同，又难以向人诉说。因而他们始终孤独。在此意义上，“岔街”这一地理名称，既表述着“现代社区”中居民生命体验和情感需求的差异，又象征性地指向“弱群体”内部难以弥合的裂缝。

《钟山》《江南》《山花》《湖南文学》《福建文学》近期的作品既聚焦于现代生活中被忽视或凝视的群体，关注他们的困境与挣扎，又在叙述模式上探寻新的突破，进而融有深度的内容与有意味的形式于一体，为读者带来精神上的启发和感官上的享受。同时，它们对“弱群体”认同的想象与建构，实则指向全球化时代个体对当下生活的深入反思，以及对“重建”的憧憬与希望。或许可以说，反思一日不止，对这一命题的探讨，便远非完成时，而是仍然召唤着新的回答。

（作者系厦门大学中文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