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味”是中华艺术审美的重要范畴之一。“趣味”之美和“境界”之美相呼应，构成中华艺术审美极具代表性的两大精神脉向。
一、古代语境中的“趣味”
中国古典美学和艺术思想中，“趣味”具有比较感性的实践性意蕴，主要是指称艺术鉴赏中的美感趣好，即欣赏者品评艺术作品时的个体取向，比较多地与具体的艺术鉴赏实践相联系，是对艺术作品美感风格与艺术特征的一种具体感悟。
“味”从文字学的意义上说，本指食物的口感。先秦儒道两家均谈到“味”。“味”首先是作为口福之欲的满足，虽不同于艺术欣赏的快感，但与美感之间又具有某种可比性。如《论语》曰：“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魏晋时期，“味”字超越感官层面，明确地与精神感觉相联系，用于阐发人在艺术鉴赏中的美感享受。如阮籍的《乐论》，以“无味”来论鉴音乐，提出“无味则百物自乐”。嗣后，由“味”衍生出“滋味”“可味”“余味”“辞味”“义味”“嘉味”“正味”等系列语词。
“趣”至魏晋，亦开始进入文论之中，用来指称艺术的美感风格。如《晋书·王献之传》曰：“献之骨力远不及父，而颇有媚趣。”这里的“媚趣”一词，概括了王献之书法阴柔的美感特征。东晋画家顾恺之、南朝宋画家宗炳、南朝陈画论家姚最等，运用了“天趣”“万趣”“情趣”等语词，来品鉴画作之美感。唐代书法家张怀瓘沿用“媚趣”一词，形容褚遂良书法的风格。唐以后，以“趣”论艺，并不鲜见，衍生出“兴趣”“意趣”“真趣”“天趣”“别趣”“机趣”等族群语词。
将“趣”和“味”组合在一起，用于品评诗文之美，则可能以晚唐司空图为最早。他在《与王驾评诗书》中曰：“右丞、苏州，趣味澄夐，若清沇之贯达。”“趣味”在这里用以指称作家作品的美感风格，一种情趣指向，和西方作为审美判断标准的“趣味”，含义已较为接近。
二、“趣味”的现代拓展
20世纪初，随着西方美学的引入和中国现代美学的发蒙，“趣味”一词，也开始被赋予新的现代意涵和美感特质，特别是拓展了从艺术贯通人生的美感向度，这和“境界”的现代拓衍是互相呼应的。同时，“趣味”的鉴赏，也从古典式的偏于优美、和美型的品赏，拓衍出崇高、遒劲、博丽、悲壮等更多元化的现代风尚。
第一个对“趣味”范畴予以现代审美拓展，并产生重要影响的人是梁启超。梁启超说，自己是人生观上的“趣味主义”者，他将这种人生观与审美观相贯通，创造性地建构阐释了“趣味”的中国式范畴及其美学理想。在西方经典美学视域中，“趣味”是一个超越物质感觉而与人的精神愉悦相联系的美感范畴，即一种美感风格或审美判断力，探讨的是主体和对象间的纯审美关系，尤以休谟和康德为代表。梁启超则将中国古典艺术论的鉴赏趣味和西方经典审美论的思辨趣味相结合，提出了一种既非单纯艺术品位又非单纯审美判断的广义“趣味”美。这种“趣味”是一种潜蕴审美精神的广义意趣，是一种生命实践趣味和意义价值趣味的统一。这种趣味美不只是艺术层面的唯美和粹美，也是以人生为对象的大美。这就将“趣味”拓展到了人生论的领域。
梁启超说，“趣味”是人的“内发的情感”与“外受的环境”的“交媾”，是主体通过情感活跃来激发生命活力，从而创化的创造自由与美感悦赏合一的生命胜境。他明确提出，“趣味主义最重要的条件是‘无所为而为’”。所谓“无所为而为”，也就是“‘知不可而为’主义”和“‘为而不有’主义”的统一，是“责任”和“兴味”的统一，是一种“劳动的艺术化”和“生活的艺术化”。“趣味”精神的实质，是一种不执成败、不忧得失的纯粹实践精神及其人生审美风范。趣味之美，也是一种真善美合一、物我有无交融的主体生命的化我之境和永动之美。梁启超认为，“趣味”的基核是情感。“趣味”源自蕴溢挚情的生命主体，是个体、众生、宇宙的至美“迸合”。这是一种酣畅淋漓的生命大美，也是一种既入世又超拔的人生大美。梁启超用“趣味”来品评人物，他特别欣赏的是屈原的高洁、陶渊明的真纯、杜甫的深情。他倡扬艺术的崇高之美、阳刚之韵，提倡刚健与婀娜相统一的综合美。这样的美趣意向，在20世纪初年，可谓振聋发聩，启蒙大众，引导时代新潮。梁启超认为，美趣可“移人”，所以他积极倡导“趣味教育”。梁启超指出，日常趣味有高下之别，只有贯彻“为而不有”的趣味精神，才能成就真趣、高趣、美趣。他倡导在劳作、学问、游戏、艺术等日常活动中，建构趣味的纯粹态度，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涵育美的趣味生活。他自己身体力行，生病住院时，在病床上集诗成联句，书扇以赠友，可谓趣味不减。他对子女的教育，细致活泼，融情涵趣，一门成就了3个院士。
梁启超的“趣味”精神及其践行垂范，影响深远。朱光潜、丰子恺等，承其意绪，又有丰富化衍。朱光潜称自己是“梁任公先生的热烈的崇拜者”，他初期著述广泛使用“趣味”一词，《谈美》中“趣味”与“情趣”并用，并逐渐转向以“情趣”来界定自己的核心思想，同时提出了“人生艺术化”的表述，倡导“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明显体现出从梁启超的“趣味”接着说的思想理路。丰子恺也大量使用“趣味”一词，认为人生趣味的涵成，得益于艺术精神的陶冶，主张“绝缘”功利而“同情”众生的真率美趣。20世纪上半叶，王显诏、雷家骏、邓以蛰、徐朗西、李长之等现代美学家，都不同程度地使用了“趣味”“情趣”等概念。“趣味”概念的运用及其衍展，构成了中国现代艺术和审美借以界定艺术和人生之根本，阐释了无为而为或曰远功利而入世的艺术化生命和美的人生的一种重要精神脉向。
三、“趣味”的实践价值
“趣味”，是一个生成着的理论命题，在中国人的文化语境中，它也是一个一直在场的实践命题。
从艺术到人生，具体实践的样态多元多姿。深究其里，很多问题的根子之一，正在于趣味陶养的不足。这也正是当年梁启超、朱光潜们力倡美趣、启蒙大众的重要原因。
放眼当代艺术实践，肤浅、浮躁、拜金、互捧的现象并不鲜见。如那些调侃崇高、以丑为美的作品，搜奇猎艳、一味媚俗的作品，粗制滥造、过度包装的作品等，实际上，其内核都是趣味不高的问题。文艺中的通俗，不能等同于低俗。感官娱乐，不能置换精神快乐。不能把趣味的追求，异化为迎合观众、取悦读者。不能一谈趣味，就想象成小桥流水、风花雪月。20世纪初年，我们的前辈梁启超、王国维、鲁迅等，都对一些不良的艺术风气进行过批评，并提出对应的美学主张。王国维对“悲”趣的鉴赏，鲁迅对“力”趣的标举，梁启超对悲壮、刺痛、崇高趣味的呼唤，都推动了古典趣味向现代精神的拓展。
美的趣味的养成，首要的和根本的，还在于主体对美的趣味精神的把握、对美的趣味态度的营构、对美的趣味心理的建构，能守住真趣味之底线，确立美趣味之高标，将真善融入美趣，标举无为而为和不有之为的纯粹，在蕴真涵善中成就趣味。艺术家、批评家、理论家，都应该能够识是非、辨善恶、讲情怀、立真趣、扬高趣。这样的趣味创造，不仅可以让艺术在形式上盈趣，也会让艺术真正在内涵上达趣，从而既让大众喜闻乐见，又能引领大众的趣味走向和精神尺度。
当代人生实践中，趣味也是一个很需要引起关注的实践命题。趣味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密切相关。正如梁启超等所言，趣味的生活，应该是人类生活的基本样貌。无趣的生活，如同无绿洲之沙漠，如同无自由之监牢，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生活。每一个人都应该着力探索，如何激发人的内在热情，激活人的生命活力，去营构充满趣味的生活，去滋育充满趣味的生命。特别是要去贯通生活中的趣味和责任，在工作中，在学习中，在科学研究中，在乏味单调的日常事务中，去建构趣味的态度，涵养趣味的精神。尤其要辨析，打着“趣味”的旗号，把声色犬马的感官刺激，名利权力的欲望追逐，歪打误撞成人生的“美”趣，为种种庸俗、低俗、卑俗的行为涂脂抹粉。特别要警惕，种种厌世悲观、无聊躺平的生活哲学的弥漫，种种失趣、无趣的生命样貌的播散。趣味的涵育和建设，在当下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观念转型、科技发展突飞猛进、快节奏的时代，有着特殊而重要的意义。培养富有人文情怀、格调高雅的趣味，与人民同呼吸、与时代共命运的风尚风潮，是人文教育和艺术教育应该高度关注的现实课题。梁任公百年前曾在《美术与生活》一文中说过，人类固然不能个个都做供给美术的“美术家”，然而不可不个个都做享用美术的“美术人”。这实是一个以美育人、以趣涵人的历史命题，虽时隔百年，却仍是进行时。
（作者系浙江理工大学美学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