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写一部关于县城的小说呢？或者说，《云落》为什么要以县城为叙事背景呢？很多朋友们看完《云落》后，忍不住问我。

这是个很简单的问题，有时候却让我茫然无措，不知如何回答。

没错，县城是我最熟悉的地方。无论一名小说家是懒惰还是勤奋，当他想要跟生活对话时，首选肯定是他最熟悉的场域。这个场域于我而言，无疑就是县城。

县城是城市和乡村的结合体，也是工业文明和农耕文明的交叉地。它的变革历史，其实就是整个时代发展的缩影。没错，县城从面相上看，越来越具有都市气象，实际上呢，人们的精神症候仍然没有得到实际性解决。虽然商业逻辑制约着居民行为，各种时代潮流，譬如经商热、房地产热、钢铁热、集资热、民营企业崛起都对应着时代发展的节点，人们的处事原则和惯性行为更是受到冲击和刷洗，可是，朴素的人际关系和传统的社会伦理仍然起着重要的弥合作用。这种人际关系和家族伦理随着两代独生子女越来越主动的话语权，呈现出一种必然的颓势。老一代人在怀念蓬勃明亮的理想主义年代，年轻人却天然地缺少一种野蛮的生命力。无论老幼无论场合，人人都在刷抖音、快手和小红书，优质信息和垃圾信息以同样的速度传播蔓延，颈椎病和干眼症成为最流行的病症。可以说，县城里的人和城市里的人一样，越来越“非我”，越来越主动或被动地沉浸于毫不相干的“他人”的碎片化表演生活中——尽管这种表演生活大多数没有意义。还有就是，人越来越容易被信息茧房束缚桎梏。这种现象直接导致了人们不自觉地忽视或排斥不同或相反的信息，从而形成可怕的思维定势和心理惯性，限制了批判性思维和多元化思考的能力。

时代特性在这座叫做“云落”的县城有着这样或那样的投射，比如，华万春的发家史紧跟时代的节拍，他从粮食局下岗后，跑运输、开医院、做房地产，每一步都是靠着双脚踏踏实实走出来的；罗小军的白手起家，反映了乡镇企业家的智慧和坚忍，而他后来涉及的非法“集资”事件，则映射出乡镇企业家的局限性和功利性；经营窗帘店的来素芸，是手工业者在改革潮流如鱼得水、自立自强的代表……我创作时没有刻意去想时代的问题。人都是社会属性的人，随着小说里各色人物路径的行进，一些戏剧性事件自然而然地发生了，时代性也就自然而言地衍生出来了。

在乡镇城市化进程中，痛苦、探索和希望并存。在这种背景下，县城仍是一个典型的人情社会。面积小、人口少，人际关系网自然而然编织得繁密茂盛，仍保留着农耕文明时期家族谱系的一些特征。比如说，郑艳霞带万樱去看医生，首先想到的是她表兄在那里坐诊；蒋明芳出了事，万樱首先想到的是托人找关系，连最基层的“大老黑”也被她盘问一番；蒋明芳安然无恙后，想到的是把帮衬过她的亲朋好友聚集一起，吃顿便饭以示谢意，这种饭局对县城的普通人来讲，是一种增进情意的纽带；要和万樱离婚的华万春成为植物人后，万樱并没有置之不理，而是细心呵护；常云泽结婚那天，蒋明芳、来素芸和万樱都去帮忙，不仅他们去了，连饭店的洗碗工小琴和郑艳霞也要早早候着，接朋侍友、端盘洗碗，盛宴终结，还要捶着腰眼拾掇残羹冷炙……这种有血缘或脱离血缘的亲密关系在城市已经很难找寻，在县城里则依然纵横交错、热气腾腾，抚慰着人心，家庭与家庭之间还保持着最原始的关系，互助互爱、互帮互衬。我觉得，这种朴素的人际关系和民间伦理在当下尤为珍贵。

《云落》是部关于县城的世情小说，里面都是普通的小人物。小人物自有小人物的光泽。他们在这座叫“云落”的县城里呆坐、行走或狂奔，他们在这座叫“云落”的县城里走神、哭泣或欢笑。无论他们的故事是哀伤的还是幸福的，毫无疑问，都是时代褶皱里最真实、最朴素、最原生态的人生风景。

（作者系天津作协副主席）